國家的發展分為無數個板塊，經濟、環境、國防、通信等，都不容忽視。
但我們發現，最常被輿論提起的，卻是最難以立刻看到成效，又牽動太多板塊，往往令決策者舉步維艱的教育板塊。
每一次教育改革，都會引發全社會的廣泛討論。任正非直言：“我關心教育不是關心華為，是關心我們國家。如果不重視教育，實際上我們會重返貧窮的。”
提到教育造成的深遠影響，不得不提到我們的鄰國日本。
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也和當時大清一樣是一個封建、落後的國家。
美國人的堅船利炮轟開它的大門，雖然令日本被迫開啟現代化進程，但也使得它的現代化發展比早已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英國晚了將近230年。
為了迅速發展經濟，擠入現代化強國的行列，明治維新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綱領。
改革雖然是被動的，是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做出的改變，但明治維新徹底改變了日本的國運。
當時日本的有識之士將教育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被稱為“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在給天皇的《振興普通教育實乃當務之急》建議書中就指出：
“國家富強的基礎在於人民富強，當平民尚未脫離無識貧弱境地時，維新的美名也只能徒有其表而已，對抗世界富強各國之目的也必然難以達到。
因此，使平民百姓的知識進步，吸取文明各國進步之規則，逐步振興全國學校廣泛普及教育，則是今日的一大緊急任務。”
1868~1911年期間，明治政府共制定了50項以上直接關於教育改革的法令，博採眾長，並從中找出了適合自身文化與國情的道路。
改革之初，政府派出龐大的代表團和留學生赴歐美各國深入考察學習，同時把國內對中小學生的初等教育擺在首位，以提高國民整體素質。
初等教育的改革見效快，在實行一段時間後迅速提高了日本人口的整體識字率，全國將近2萬所“寺子屋”（平民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構）入學率超過90%，“自署率”（能自己簽名）最高達到75%，甚至很多平民在維新後才開始著手給自己取一個姓氏。
這時候，明治政府又開始著手進行實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改變了幾代人的知識結構，乃至有後世的歷史學家慨嘆：
“日本能夠從一個閉關自守的落後的封建國家儕身於資本主義強國的行列，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教育的成功。”
基礎教育對於一個國家的強盛來說是基石，有了這塊基石才會有國家的強盛。
在中國綿延千年的歷史中，每一次教育改革都伴隨著深刻的社會影響。
胡適非常讚譽儒家的“有教無類”，認為正是這種觀念將教育從春秋前期專屬於士大夫推向平民，開闢了教育新風。
早在隋後期，中國就已經創立了通過考試的官員選拔制度，使得寒門有望一躍成貴子，科舉制度從此成為封建王朝官員選拔的必要手段。
我們也曾誕生過光輝燦爛的文明，屹立世界，萬國來朝。但是，大陸文明特殊的屬性，使其極易陷入閉關鎖國的深淵。
當整個社會從上到下不思進取，賴著祖宗留下的、日漸稀少的財富，盲信地大物博而安於現狀，勢必越來越退步。
時代改變，人才教育也應該逐步適應時代。
在央視採訪中，任正非解釋自己的教育觀時舉出實例：在華為的生產線上，20秒鐘產出一臺手機，幾乎全部是流水線操作，需要人工的地方很少。
這就是當今的時代現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但是人才的培養跟不上它的腳步，未來我們的孩子端什麼碗，吃什麼飯？
馬雲曾在貴州大數據峰會上說：“未來三十年是最佳的超車時代，是重新定義的變革時代。”
清華大學教授彭凱平也曾發問：“人工智能時代，孩子還能有飯吃嗎？”
他認為中國不缺能幹活的人，不缺能吃苦的人，不缺能玩心機的人，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有理想、有同理心、有美感、有創造精神的人。
現在如何評價人才，取決於未來需要怎樣的人才，而非目前什麼樣的能職業掙錢。
家長們幫助孩子選擇各種的培訓班，希望孩子不輸在起跑線的同時，不妨先問問自己：30年後的起跑線，還劃在這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