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後的路還長，這賣國條約，還是讓老臣來籤吧！” 這是李鴻章在簽訂辛丑條約時，對慶王奕劻說的話，簽完條約後，這位已經78歲的老人一陣咳嗽，吐血不止，此後兩個月病情急轉直下，一蹶不振。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極有名聲，譭譽參半的人物——李鴻章，出生在安徽合肥磨店鄉。他本來的名字叫李章桐，字漸甫，號少荃，後改名為鴻章。晚年時他又給自己起了一個別名叫“儀叟”。
李鴻章二十五歲時考中進士，成為大清三十年來最年輕的得中者。這時的他意氣風發，仕途扶搖直上，短短五年時間官升七級，然而官途總是讓人無法預測，此後的他處處碰壁，想繼續向上爬已經是難於登天在這個命運的轉折點，他做了個艱難的決定，投入曾國藩門下成為他的幕僚，從此他開始了在另一個領域的探索之路。
靠著曾國藩的提攜，他很快進入了官場高層。他擔任過兩廣總督，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還擔任過兩江總督，在晚清官場馳騁了40年，也曾權重一時，叱吒風雲。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晚清舉足輕重的人物，卻被扣上了一個“賣國賊”的帽子，在後世的謾罵聲中無法翻身，屍體被人從墳里拉出來暴曬，連死後都不得安生。
但是如今，我們從宏觀的角度看歷史，晚清簽訂的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甚至覆滅真的是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能左右的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李鴻章最後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是由於他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李鴻章到了日本，和時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第一輪會談結束後，剛剛走出房間，就被一個日本浪人打了一槍，他當場倒地，整個朝服全都是血。然而他卻沒有動手術，只是讓醫生簡單包紮一下，就再次坐在了談判桌前。日方迫於輿論壓力，再加上一國使臣以這樣的狀態坐在面前，不得不主動減少一億兩白銀賠款。此時的李鴻章仍然不放棄，繼續為自己的國家和百姓爭取哪怕是一分一毫的利益，然而殊不知此時日本已經截獲了清政府與李鴻章的電報。所以李中堂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費。“你就按照朝廷給你的這個尺度，你籤就行了。”談判到最後，李鴻章只有簽字的份。
究其本源，李鴻章對甲午戰爭的失敗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一方面在軍隊的訓練組織方面，他的工作沒有做好，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沒有使中國深陷朝鮮泥潭，並引發了這場戰爭。這場戰爭使中國差一點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卻使日本看到了軍國主義的希望，打了七個月的仗卻賺了十年的錢，日本所有國名都開始支持戰爭。人心不足蛇吞掉象，一個小小的日本，想把整個世界吞下去，這個野心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從甲午戰爭開始的。
然而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在歷史的大潮流中腳踩著泥潭卻揹著一顆愛國心負重前行是何等困難。
李鴻章的治國大綱可以概括為一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堂的這一個“何戎”就是妥協，媚外，甚至賣國。從而成為了後人批判李鴻章的一個重要依據，將之定位賣國賊。
但其實這其實是針對當時敵強我弱的態勢所採取的一個措施，例如蘇聯剛剛成立時內憂外患，列寧與德國簽訂了《佈列斯特條約》，就是用空間換取時間，目的是換得喘息的機會，並發展自己的力量。
那為什麼李鴻章的策略就被理解為一種賣國行徑呢，而不是針對當時形式的一種靈活策略呢。更何況李鴻章當時更為注重的是變法二字。
李鴻章在近代所有官僚中，辦洋務呼喊最多、實踐最多，成效最大的，變法的內容也是實踐中一步一步地深化，有一個從自強到求富再到變法的過程。並且李鴻章在近代創造了中國很多個第一，又建了一大批民營企業，民族工業，努力讓國家走向富強，然而許多措施遭到了朝廷大臣甚至百姓的反對，很多都夭折了。
李鴻章這波瀾起伏的一生，正如中國近代的風氣雲湧。但我們在研究他時，應該全面的看他所做的事，瞭解他的功過得失 對他做出正確的判斷。並不能以一句賣國賊定之。
這位中堂在19世紀的所有同時代人中 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且勇於務實的人，是一個經得住謾罵，經得住搗亂，仍然堅韌不拔做事情的人。但是無奈卻生於這樣一個令人失望的、腐敗的、沒落的末世。一個賣國賊的評價，實在是過於牽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