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朋友說，這行當，不就是天天跑到人跡罕至的地方和黃土打交道麼？
他的意見我從不反駁。確實，考古意味著風吹日曬，意味著常年與荒堆古冢作伴，與寂寞和高強度的工作為伍。記得讀大學的時候，我被某大學考古專業錄取。天哪！我難道要像電視裡演的那樣，在烈日當頭的田野間揮汗如雨的挖土嗎？我嚇壞了，躲進房間裡，大哭一場。
後來大學的實習，我在江西南昌參加過田野調查，也挖過幾個遺址。天氣的炎熱及高強度的工作使我喜歡上了喝茶。每次起床之後先抓一把茶葉丟進我的大水壺，出門前將滾燙的開水倒入壺中。烈日當頭，我總會抓起我的水壺大喝一口，被悶過的茶葉帶著一絲苦澀滑入喉嚨，提神又醒腦。
或許是因此與茶結緣，我竟然在日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套南朝洪州窯青釉碗託與碗，這套器物整體呈青黃色，猶如早春植物的萌芽，十分惹人喜愛，碗託上有一週凸稜正可扣合碗底，在碗託的上部，刻畫著錯落有致的蓮瓣。我仔細地把玩著這套器物愛不釋手，查閱資料才發現這套器物與歷史構成了一組饒有意味的鏈接。
考古工地
1957年陝西省西安市曾出土七枚刻銘自稱為“渾金塗茶拓子”的銀胎鎏金茶托子，其標記的鑄造時間是唐大中十四年。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一組茶具裡亦有一副“瑠璃茶椀柘字”。若再將同時期長沙窯產的帶自名的“荼埦”都來跟“洪州窯青釉碗託、碗”來比較，幾乎可以肯定——儘管材質和器物風格略微有所不同，但從整體上來看，承盤內底附著一週凸稜的託和底足與那周凸稜正可扣合的碗或盞，在南朝時期已成為一套造型特徵十分顯著的組合器物。馮先銘、孫機早就指出這種器物組合，即古代文獻中屢屢提到的飲茶器具“茶托子”，它們首見唐代李匡文的《資暇集》：
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代蠟環，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為制名而話於賓親，人人以為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狀焉。
後來它們又在北宋高承的《事物紀原》裡，被稱作“托子”，在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錄》裡被叫做“盞託”。由於大量的南朝考古發現已把這套器物組合的確立時間向前推進了兩、三百年，進而也就否定了崔寧之女的發明專利。
古人喝茶如此講究，而隨著一個個發掘任務東奔西走的我只能刪繁就簡，利用身邊各種各樣的器物喝茶，也喝各種各樣的茶。
工地邊上的昆明壩子
記得有一年在昆明壩子發掘墓葬，任務結束後準備離開，被當地熱情的村民叫到家裡作客。夜幕下，星光閃爍；燈光中，蟲蛾飛舞，酒過三巡，有些微醺，熱情的村民拉我到院子裡席地坐著，唱起了當地的傳統戲曲“花燈”。白色的大塑料盆倒扣過來便是簡易的桌子，“桌子”上擺著的貼花瓷碗就是茶杯。抓一把散裝普洱，再放兩片當地特有的一種叫糯米草的葉子，就是充滿人情味的農家自制飲料了。暗夜模糊，鄉親們的臉朦朦朧朧，只有聲音是清晰的。體驗另一種生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喝不同風味的茶，感受不一樣的人生。身體和心靈有意無意地適應另一方水土，另一種人文。
工地邊上的昆明壩子
也曾在玉龍雪山腳下挖過城址。冬日的麗江並不總是豔陽高照，在經歷了一場鵝毛大雪後我竟然得了重感冒，無精打采的我像是一棵低著頭的豆芽菜，垂頭喪氣地看著腳下的紅土。吃過晚飯，我坐在火塘邊烤火，房東小和拎著喝茶的傢伙什氣喘吁吁的跑到我身邊，說：“來，我給你祛祛風寒。”說著，小和就把兩個陶罐烤在了火塘上——這是納西族獨特的飲茶方式“阿吉勒烤”。
“阿吉勒烤”的沖泡方式很簡單卻也很特別。首先，是準備兩個陶罐。一個陶罐用於燒水，另一個陶罐用於烤茶，等到茶葉被烤出焦香氣味時，就將燒好的水倒進烤茶的陶罐，再悶煮幾分鐘。隨後，將茶盞中倒入半盞苞谷酒，再將煮沸的茶湯猛然倒進茶盞中。茶湯與苞谷酒猛然相合，盞中的酒就發出悅耳的聲響，這種茶既有茶香，又有酒香，趁熱喝覺得醇味濃厚，再加上一個辣椒，飲後就渾身發汗，之後再睡上一覺，感冒就好的差不多了。
除了我，身邊的很多考古人都保有喝茶的習慣。野靜無人，一個人在宿舍昏黃的燈光下獨自品飲，伴隨著咿咿呀呀的京劇，藉著古人的茶盞，與自己的心靈對話。
或許考古的日子也是隨著流動茶座不斷遷徙的日子，前世風雨，後世成煙，亭臺宮闕，都成殘垣，器與物，茶與品，不管對飲之人是今人還是古人，都有一段段瑰麗而無奈往事。而人生的意義就是趁活著的時候多看些風景，體驗人生。
作者：綠衣 | 弘益茶道美學撰稿人
•排版編輯✎ 兮淺
•圖片來源：綠衣 提供及圖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