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嘲笑每一個自以為是的人，但是，如果沒有那些人，也許人間不值得。
文 / 吳曉波
1990年大學畢業。離開上海前，我最後一次去外灘，那裡的東風飯店被改造成了滬上的第一家肯德基店。我們幾個同學從五角場騎著自行車去，排了一個小時的隊，花1.2元買了一根冰淇淋。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冰淇淋，以至於到今天，我都認為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淇淋是肯德基的。
那時的外灘邊，都是一對對的小情侶在看風景，號稱“情人牆”。我們像小流氓一樣地吹口哨，趕走了兩對情侶，然後，東倒西歪地擠在一起看江上的水泥船。對岸的那個地方叫爛泥渡，據說要被開發成一個浦東新區。
2019年，我拍攝《地標七十年》，特地叫上老同學秦朔回到了我們當年吹口哨的地方。身後的肯德基不見了，變成了華爾道夫酒店，眼前的浦東，高樓如林。
江風應識舊少年，無非青絲暮成雪。
進新華社，領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做一個大型調研“百家大中型企業自主權落實現狀”，兩個月裡要跑七個省份、一百家工廠。師傅付上倫臨行前只交代了我一句話：“當記者的腰板要直，記住，見官大半級。”
跑到瀋陽的時候，已經發現國有企業體系如泥潭巨人，舉步維艱。我們請瀋陽體改委推薦一家典型工廠。撥通廠長的電話，那頭是一個咆哮的聲音：“你們還來個屁，工資都發不出了。”
我寫的第一篇有全國性影響的報道是《百日兼併》。1991年夏天，杭州一家叫娃哈哈的兒童保健品公司併購了全國第七大的國營罐頭企業杭州罐頭廠，僅僅用了一百多天時間就扭虧為盈。這個長篇報道發在《解放日報》的頭版，還配了評論員文章。兩個多月後，鄧小平南巡，國勢為之一變。
1991年，我和報道組同事
十年後的2001年，娃哈哈發展成全國最大的飲料企業，我寫了一本《非常營銷》，成當年度最暢銷的企業類書籍。又過了六年，娃哈哈與達能因股權發生激烈糾紛，宗慶後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鼓動民意，我頗不以為然，在FT中文網寫了一篇《“受害者”宗慶後》。宗先生有好多年不理睬我。
後來發現，要當一個好記者，不得罪人恐怕是做不到的，但只要秉性純正，時間久了，人心自見。我還寫過一篇《“病人”王石》，揣測王石有桑塔格所謂的“病人情結”，據說王先生剛一讀到時也不太爽，幾年後萬科創業二十年，王石輾轉找到我，一起出版了那本發行將近一百萬冊的《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二十年》。
寫《大敗局》，是一次沒有預謀的創作。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我發現很多風雲一時的企業相繼爆發危機，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民營企業的集體危機期。
當時，電影院裡正在放映《泰坦尼克號》，小李子貌美如花，在冰冷的海水裡為愛情掙扎。我寫了一篇《中國企業界的泰坦尼克現象》，全國報刊紛紛轉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楊社長見到後，約我把它寫成一本書。
經過一年多的調研，書稿既成。我問責任編輯，會打官司嗎？她盯著我想了一下說，也許會吧，你怕嗎？我說，怕的。在當年，名譽損害官司最高賠50萬元。我準備了50萬元，然後請了一個律師當《大敗局》的法律顧問。
《大敗局》發行幾年後，我見到瀛海威的張樹新，她有點抱怨我在懸崖邊的時候又推了她一把。我不知道怎麼安慰這個驕傲的女生，只好強詞奪理：“你看，如果沒有《大敗局》，很多年後誰還會記得瀛海威呢？”樹新猛地莞爾一笑：“那今天的茶看來還得我請了。”
相比《大敗局》的偶得，《激盪三十年》就是有預謀的了。
2003年，我離開新華社，一時間無所事事，就受邀去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當訪問學者。在那裡，我明顯地意識到美國學者對迅猛發展中的中國的好奇和陌生——其實，這一事實到今天仍未改觀。於是，我動了寫作一本當代企業變革史的念頭。
寫到一半的時候，王石來杭州看我，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我父親是官員，我母親是錫伯族農民，那麼我，以及我們一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裡來的？”
我當時正接觸到南通張謇、無錫榮家的一些資料，轉念一想，索性再往前寫吧。就這樣，我跑去招商局的檔案室待了一星期，然後去北碚查盧作孚，赴天津訪範旭東，往福州看船政局，從哥倫比亞大學的網站調張公權和陳光甫，再七手八腳地去歷史書裡扒拉古代商業的蛛絲馬跡，相繼寫成了《跌蕩一百年》《浩蕩兩千年》和《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從2003年動念寫“激盪”，到2013年“歷代”出版，這十年冷板凳坐得我好辛苦，也很快樂。在大學的時候，立志的理想就是當一個像李普曼那樣的記者，訪名人、開專欄、寫書，用文字與世界打交道。專注商業世界後，覺得當一個德魯克或小錢德勒也挺好的，站在岸邊不溼鞋，做一個“介入的旁觀者”。
再然後，到了2014年，我停掉所有的專欄，開出了吳曉波頻道。
很多反對我辦頻道的，都是我的親密朋友們，有師友、讀者和學生。
他們最看重的是“清譽”兩字，金錢是個“阿堵物”，說出來都嫌髒，何況親身下海去博取。
第一次隱約意識到，我與原來那個圈子裡的人們發生了很難彌合的裂痕，是王五四寫了一篇《吳曉波老師，你的情趣內衣露出來了》。他說，“吳曉波拼命想兜住精英們的底褲，沒想到自己的情趣內衣卻露了出來，我只能說在救贖社會的道路上，中國的精英們得先完成自我救贖，你們曼妙的身姿，或許在給鄉鎮企業家上課時才會有發揮的空間。”
在字裡行間，我讀出了他對商業的鄙視和對企業家群體的嘲諷。中國這一代文人面對商業時的“恥感”很神奇，好像一塊蹺蹺板，高的一頭對別人，低的一頭對自己。
五四的這一姿態在知識界並非孤例。我很尊敬的資中筠先生也曾認為：“我原來寄希望於民營企業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民族資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們以實際行動推動中國前進，可是現在我發現情況令我失望。他們要生存，非得跟權力勾結不可。那些勾結不上的，就沒有安全感。”
這樣的論斷在我看來，是不能認同的。因為，當代企業家群體的“軟弱”並不是一個經濟現象，而是公共治理現實下的扭曲性投影。進而言之，正是對中國商業進步的漠視和不瞭解，造成了社會精英階層的自我撕裂和彼此失望。
漢娜·阿倫特認為，“在二十世紀的大環境中，所謂的知識分子——作家、思想家、藝術家等——只有在革命時期才能進入公共領域”。在當代中國，唯一具備了“革命”特徵的，正是商業世界的突變，知識階層對之的隔膜和拒絕深入研究，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實。或許，你認為我的這個論斷很“犬儒”，但是，我並不試圖改變。
在創辦頻道之初，我擬定了我們的價值主張——“認可商業之美、崇尚自我奮鬥、樂意奉獻共享、拒絕屌絲文化”。這幾年來，風雨飄搖，我們一直在這裡，樂此不疲。
我們思考一些力所能及的問題，並參與問題的解答和試驗。最終給我們以結論的，竟不是我們的朋友或敵人，而是時間。
也許在六年前，我不寫那篇《騎到新世界的背上》，到今天我仍是一個清譽滿滿的財經作家，在千島湖的小島上隔岸點評。可是，我不會發現那隻馬桶蓋背後的真相，不會推動新國貨運動，不會調研數以百計的企業，不會做年終秀，不會走進那間熱鬧而危險的直播間。
你頭上的白髮、臉上的皺紋、身上塗抹和濺到的汙泥，都不是平白而來的。上帝嘲笑每一個自以為是的人，但是，如果沒有那些人，也許人間不值得。
商業世界始終貫徹著人的多元性這一基本事實，並帶有不容置疑的進步意義。其炫目喧囂的表層，無法讓這個鍍金時代增加它的深度和批評力，甚至可能令很多人陷入淺薄的歡愉。但是，它以“納米”般的細密度，讓社會發生肌理層面的衍變。
這不是一個激烈的過程，有時候會讓人變得對自己都非常失望。不過，我卻相信，每一寸的進步都可能在未來揮發出預料不及的意義。
從在外灘吃到第一支冰淇淋蛋筒，到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其實一直是一個記者。出人意料的僅僅是，在我寫作的書籍中，我居然為自己獨留了一個小小的、連我自己都很好奇的章節。
前日，一位《財經》記者小米採訪我，問道：“你最大的理想是什麼？”
我答：“我希望三十年、五十年後，人們試圖瞭解我們這代人的中國，在選擇圖書時，有一本僥倖是我的。”
“那麼，你對自己的企業有什麼期望？”
“我希望它健康發展，做出好的知識產品，公司能上市，員工喜歡自己的工作，並因此過上體面的生活。”
“你會糾結嗎？”
“會的會的，一直會的。”
年輕的小米看著我，好像也提不出什麼有趣的問題了。她其實挺倒黴的，碰到一個像我這樣的老記者。
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馮迪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