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利思考，也是墨子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其他义利观相比，墨子的义利观有独特思考。
所谓“义”，一般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利”即利益，主要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在义利关系上墨子提出了“贵义尚利”、“义利合一”的思想。
墨子曰：“夫义，天下之大器也。”（《墨子·公孟》）
又说：“天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所以要“贵义”，在他看来是天意，即“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上》）。
在墨子看来，天是人间祸福、人世是非的最高主宰。天的本质是义，义自然是天地万物最高尚的德行和原则。
因此墨子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
在墨子那里，义成了考察是否是非的绝对标准。
而且在墨子看来，为义就可获利：“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
可见，在墨子那里，贵义重义是其基本的价值选择。
墨子不仅贵义，而且重利。墨子以救世济时为己任，“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告子下》），力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从来不讳言利。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
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讲兼爱时，常爱利连言，《墨子·尚贤中》言：“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下》言：“兼相爱交相利”、“爱人利人”，爱人必须利人，爱人就是为了利人，这是墨子一贯的思想。
由于墨子讲爱必言利，故十分重视实利和实用。在墨子的价值学说中，举凡有利有用的就是合理的，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没有价值的。他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岂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兼爱下》）有用就是善，善必然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是真理必然有用，这就是墨子的价值观。
为了检验是不是善政，墨子为天下王公大人确立了“三利”的准绳，即上以利天，中以利鬼，下以利人。
如果三利无不利，就是天下之善政，如果三利无所利，就是天下之恶政。他提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纲领，就是本着实用原则提出来的，也是根据是否有实利来进行检验的。
他向弟子传授心法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以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这就是其实用主义的自白。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墨子唯利是图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墨子所言之利非自私自利，而是公利、利他。其所谓：“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墨子·非攻》）的利指的都是公利；其所谓“交相利”，“爱人利人”之利，即利他。公利、利他是墨子反复阐明，竭力倡导的。
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简单排斥和否定个人利益，不过，他反对亏人自利，损人利己，至于不亏人、不损人的自利，即正当的个人利益，墨子是持肯定态度的。这里重要的是看是不是自食其力，是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凡是农夫“耕稼树艺”，妇人“纺绩织”，百工“制作器具”，以至王公大人“听狱治事”，士君子“治理官府”等等，都被墨子视为“赖其力者”，都该有应得的个人利益。反之，如果“不与其劳，获其实”（《墨子·矢志下》），诸如偷人桃李、抢人牛马，甚至攻伐无罪之国、强占别人土地财产等等，就是亏人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墨子既贵义又重利，那么义利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墨子曾言：“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上》），又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墨子·法仪》）。
由此不难看出墨子所言之义即是相爱相利，即爱人利人。也就是说，在墨子那里，义利是合一的。
这种义利观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要求团结互助的理想和愿望，同时也是个体劳动者希望依赖集体力量以保护“自利”的思想的体现。
由这一阶级的历史局限所决定，墨子的义利观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消极的因素。如墨子虽主张义利统一，但事实上却是以利取代了义。
因此在《墨子》书中，用义不义论证问题者甚少，而以利不利作论据者甚多。
《墨子》一书给人的感觉是处处言利，而对正义的提倡，大义的阐述反甚寥寥，这就有失偏颇了。
在公道无人实施的社会里，又如何能够兑现所谓的善恶之报呢！
还有，“墨子过分强调了实利，以至于用是否有利来衡量是否有用，用是否有用来衡量是与不是”。
而其所谓利又局限在温饱冷热等起码的物质欲求上，故非礼非乐，反对一切礼乐文章。除了追求饱食暖衣这种动物式的生活外，墨家没有提出任何建立高尚文化设施的设想。此外，“墨者过分追求功利，稍微偏离为天下求利的前提，或者一旦兴天下之利成了少数权势人物谋私利的借口，极易陷入追名逐利的泥潭”。
君臣言利，父子逐利，夫妇讲利，举天下一大利海，环中国一大欲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人欲无限，物质有极，物不胜欲，必致争战，天下未有不陷入困境的。
不过，墨子的义利观之中也含有积极的因素。
如墨子讲兼爱，但其从不空言兼爱，而是讲“兼相爱，交相利”。
在墨子那里，爱人必以利人为目的，有爱而无利，则等于无爱；厚爱而薄利，则无异于薄爱。
墨子讲义又讲利，将义通约为利，利又指天下万民之利，即墨子将兴天下万民之利作为自己的道德追求，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于兴公利、谋利他上。这对于改善当今社会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惟利是图，见利忘义，无视国家民族大义的不良社会风气，对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道德评价问题上，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以行为动机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行为效果为评价根据。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行为的动机被人们称之为志，行为的效果则被称之为功。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以志为根据，还是以功为根据呢？墨家学派认为这两个方面都不能达到对一个人的真实评价，应当把志和功结合起来。
据《墨子·鲁问》篇中记载，鲁君曾问墨子说：“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墨子回答说：“未可知也，或所为赏誉为是也。
钓者之恭，非为鱼赐；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鲁问》）这段引文表现了墨子实事求是的观人思想。
在他看来，鲁君的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习，另一个好分人财，这都是其表现，仅看其表现，还不能够判断谁好谁坏。因为好学与好分人财的行为，可能皆出于沽名钓誉的动机。这好比钓鱼，钓鱼的人一副恭敬的样子，并不是出于敬重鱼，其喂鱼以饵，也不是真正想给鱼好处。人也是一样的，相同的行为有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如果只看行为而不看动机，就不能达到对人的正确认识。
因此，在观人中，必须通过行为来观其意图，通过功来看透志，然后合其志功而观。
《墨子·公孟》记载了墨子同公孟子的辨论，公孟子对墨子说，一个人确实是善人，就一定会为世人所知，一块宝玉确实无瑕，也一定会有人来买，而一个女孩确实长得漂亮，虽处于深闺不出，却也总会有人来求婚。公孟子的意思是说，只要本质好，无需到处宣传。墨子反问道：“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之，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出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
公孟子说，当然是行路为人算卦的得粮食多。由此，墨子得出结论：“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墨子·公孟》）也就是说，张扬仁义，其动的功夫越大，其所产生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在这里，墨子以此批判了不重效果独善其身的观点。他曾对吴
虑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焉？”（《墨子·鲁问》）
吴虑是鲁南鄙人，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过隐居生活。墨子劝他向别人多宣传“义”，要注重功效，鼓动天下人都来行义。
在墨子看来，一个人是否懂得道德，不是概念问题，而是行动问题。他说：“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墨子·贵义》）墨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是在概念上了解什么是仁义，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对善恶的行为能够取舍。
注重实际功效是墨家整体伦理思想显著的特点。他们讲兼爱，不把兼爱仅仅看成是一种心中的情感，而把其看成是一种实际的活动，反对空谈仁义大道德。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反映了墨家的务实主义精神。不过，墨家也同样注重行为的动机。墨子提出的合其志功而观的思想，表现了墨家对于志功关系的灵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