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特別重視禮，孔子說過：“興於詩，立於禮。”（《論語·泰伯》）又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
儒家認為，只有立於禮，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符合於禮，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
為君要仁，為臣要忠，為父須慈，為子須孝，為夫應義，為妻應順，為兄當友，為弟當敬，朋友之間講究誠信，各安其名，各盡其份，才能建立起安定有序的社會秩序，形成融洽的社會關係。
儒家所以重禮，是為了實現社會關係的和諧。
換句話說，儒家之重禮是以“和”為旨要的。
《論語·學而》雲：“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在儒家看來，和是禮的內在精神價值，禮的根本作用就在於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形成良好的道德關係與和諧的社會秩序。
可見，重禮只是儒家思想的外在表現，追求和諧才是其思想的真正旨歸。
也正因為如此，儒家在倡導“禮”的同時，也對“和”進行了熱烈的闡揚。
比如，先秦儒家就非常重視人際和諧。
孔子從人類社會生活中概括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以君臣父子二倫作為最主要的人際關係。
孟子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把人倫規定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荀子再把長幼改為兄弟，中國傳統道德中的五倫就已經最終確立。先秦儒家重視人倫，目的就是要達成人際的和諧。
在他們看來，只有重視和，實現人際和諧，才能維繫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
而人際關係的和諧在儒家看來本於陰陽的和諧。
《周易·彖傳》中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也就是說，陰陽剛柔各有其體，而陰陽和合，氤氳生化，則是宇宙存在的本質和根本秩序。如《周易》所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就是說，陰陽和合生生不息，人類社會道德要根據陰陽和合把握天地萬物的本質。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和順的倫理道德的確立，本於天地陰陽的氤氳和合。因此，倫理道德最根本的和合乃是天與人之間的和合：“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周易·文言》）
天人和合就是人與天地、萬物乃至於自身的和諧統一。
根據這種貴和的道德價值取向，儒家強調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發生衝突時，要採取恭敬、謙忍的態度，以群體利益至上原則協調好各種人際關係，以此造就一個和諧的社會關係。而一個和諧的社會才是一個理想的道德社會。
由此可見，“和”在儒家的倫理道德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儒家非常重視“和”。其所強調的“和”並不等於無原則的調和，而是在道德制約之下的親和、和合。或者說，和是有差別的統一，而不是無差別的統一，前者為和，後者則是同。而儒家主張“和而不同”。
孔子就曾明確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孔子所論之和，亦指由諸多性質不同或對立的因素構成的統一體，這些相互對立的因素同時又相互補充，相互協調，從而形成新的狀態，產生新的事物。而“同”則是沒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是完全相同事物的簡單相加，因而不產生新的狀態，新的東西。故“和”是一種有差別的統一，不是簡單的同一，是多種因素的並存與互補。
換言之，“和”的本質，就在於統一體內多種因素的差異與協調。可見，儒家所謂之“和”是求大同，存小異，同異互補而充分發揮其整體的功效。
和並非無原則的同一，而是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之下的融合。這個原則就是儒家所倡導的禮。“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也就是說，和並非目的，而只是手段，如果為和而和，則將喪失和諧的原則性。在孔子看來，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即在於此。
孔子以後的孔門中人還進一步把“和”發揮為“中和”。
子思在《中庸》中從情感的角度闡釋了“和”的意義。
《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按照朱熹的解釋，“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朱熹：《中庸章句集註》）“中節”就是“情正”，“無所乖戾”就是“和”。
此中之“和”，同樣強調了“和”的本質就在於統一體內多種矛盾因素的差別與協調。引申開去，任何事物自身內部也包括諸多矛盾因素，只有這些矛盾處於和諧狀態時，事物本身才會發展。而天下有萬物，萬物各不同。
講“和”並不是指一方消滅一方，而是要在承認不同的前提下，實現萬物的和諧相處。只有達到“和”，才會“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儒家這種“貴和”的倫理觀可以說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歷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極為重視用“和”來維繫家庭、管理國家、治理社會。
《墨子》中就把“和合”、“和調”之義融入了他的“尚同”理論之中，認為“尚同為政之本而治之要”（《墨子·尚同下》），以區別於儒家的非同之和。《管子·外言》之中也說：“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即使是極言矛盾“不可兩立”、“冰炭不同器”、“上下一日百戰”的韓非，也不能不在涉及思慮和認識的地方承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孔竅虛，則和氣日入”（《韓非子·解老》）。張載更是認為：“太和所謂道”，“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
這種“和而解”的思維方式雖然包含了調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消極成分，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和而解”是解決人際關係中矛盾衝突的一種有效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能夠保持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相對平衡與穩定，同時也能夠避免解決矛盾衝突所造成的破壞。正是基於此，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說：“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明代仁孝文皇后曾提出“內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國和，一國和而天下和”（《內訓》）的主張。由於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家庭本位基礎上的，家和，國家、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古代諺語曾說：“父子和而家不退，兄弟和而家不分，鄉黨和而爭訟息，夫婦和而家道興。”在中國歷史上為了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在不損害民族利益和尊嚴的基礎上，可以“和親”、“和戎”，建立“和約”、“和盟”。
唐代文成公主與吐蕃松贊干布“和親”，就是漢藏友好往來的一例。這種“貴和”的倫理觀不僅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且對於解決當代現實問題依然有著重要的啟發作用。
眾所周知，當今人類在生存和發展上面臨著嚴峻的衝突和挑戰。解決這些衝突和挑戰，是當今人類必須思考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而儒家的“貴和”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當下化解這些衝突與挑戰，維持並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最佳價值導向，在當今這個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裡，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最大限度的價值標準，而儒家的和而不同可以說正是對這一時代主題所作的最好回應。
因為儒家之“貴和”，既言“和”，又言“不同”。“和”與“不同”之間就有了一種微妙的張力。這對於當今人類社會來說，相當重要。這種倫理觀既承認了差別與對立，又以和諧與統一為最終訴求，與當今世界的多元性形成了一種內在契合。
反之，只講和，也許就會有人為“和”而和，無形中包庇以“和”為名義的鄉愿之舉和黨同伐異之舉。若只提“不同”，便會使個人主義、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氾濫。只有二者並提，才能防偏於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