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重慶第一高樓——江北嘴國際金融中心（A-ONE）正式動工建設。這一新聞把更多市民的視線，再次拉到摩天超高層建築上。
那麼，作為一個著名的網紅城市，重慶的摩天超高層建築到底有多少？重慶城市是如何長高的？它們和城市天際線相和諧嗎？搜狐焦點重慶站，為您盤點重慶天際樓的發展履歷。
重慶已建60座200米以上超高層
據瞭解，江北嘴國際金融中心（A-ONE）由4棟超高層建築構成，其中主塔高470米，共103層，三棟副塔樓高度約350米。
據相關消息，重慶目前已建成（含封頂）180米以上超高層81棟，其中200米以上超高層達60棟。目前，建成的高層建築中，來福士廣場TN3和TN4為最高，兩棟建築均為354. 5米。
A-ONE效果圖
在解放碑，聚集了環球金融中心、英利國際金融中心、海航保利國際中心、聯合國際等超高層。除了解放碑、朝天門，在江北嘴、觀音橋、南濱路、南坪等板塊也出現了大批超高層建築。
據瞭解，重慶正在向高度400米以上超高層進軍。目前處於規劃在建的400米以上超高層，包括江北嘴國際金融中心、萬科重慶天地嘉陵帆影、重慶塔，規劃中的超高層有日月光中心、南濱路國際商業中心等。
國外有一著名的“世界最佳天際線網站”，根據高層建築的數量及高度推出了世界摩天城市排名。在此榜單中，香港、紐約、上海、迪拜、東京、深圳、廣州、曼谷、芝加哥、重慶位居前列，其中重慶位居全球第十。
城市飛速發展，重慶主城越長越高
記者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重慶，解放碑十多層的建築都很少，江北觀音橋周邊還是一片農田，只有外貿大樓在打地基。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樣子，重慶主城像是一個吃了長飯的孩子，個頭躥個不停。
重慶是如何長高的？重慶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建築系主任龍灝介紹，“說到重慶城市形象，老人記憶中便是渝中半島的樣子。那時候受早期的建築技術的影響，建築不高，渝中半島天際線基本與自然地形相一致，也就是與渝中半島山的走勢相符合。”
他介紹，在70、80年代，渝中半島高層極少，那時會仙樓鶴立雞群，是解放碑地區最高的建築，也就十多層。
80年代起，高層建築開始出現，但按照當時建築規範，不鼓勵超過100米的高層建築。龍灝說，“隨著新一輪城市建設興起，高層建築不斷長高，城市天際線的輪廓都開始提升。這時，對渝中半島的天際線輪廓並沒有多大影響，也就是說大家都開始長高了。”
進入21世紀後，城區可建設用地越來越狹小，超高層建築越來越多。尤其是近十年來，更多200-300米的高層建築出現。其中解放碑地區的環球金融中心、海航保利國際中心等大批超高層建築建成，儘管這些建築很高，但還是高低錯落，觀感是好的。
特殊地質地理條件，重慶適合建超高層
為何重慶超高層建築多？在重慶主城適合建超高層嗎？著名建築設計專家、重慶源道建築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蘭京認為，“重慶是山地城市，超高層建築能夠實現集約用地，發揮更高的土地價值，因此適合開發超高層。”
龍灝分析認為，重慶大量興建超高層建築，主要原因是，重慶是全世界著名的山城，屬於丘陵與山脈過度地帶，建設用地少，建築只有往上生長。
另一方面，當代建築技術的不斷完善，能夠支持超高層建築的修建。
從自然來看，重慶本地適宜於修建超高層建築，它的地質以岩石為主，地基硬，地基條件好，不像上海是沖積平原，地質是軟的。
另一方面，重慶沒颱風、沒龍捲風，按照重慶常年氣象記錄，屬於無風城市，建築無風荷載。還有，重慶主城區數千年都沒有大地震記錄。因此說，重慶適合超高層建築。
超高層如何與天際線很好融合？
重慶的高層生長，構成了獨特的城市天際線。如何看待超高層與城市天際線的融合？
龍灝說，江北嘴、南濱路，這些方向塑造著“新的城市輪廓線”。然而我們說最代表重慶形象的，是渝中半島。
他說，“我們說重慶的城市印象和城市輪廓，就是歷史多年形成的從兩路口至朝天門這一段天際線。渝中半島代表了重慶形象。”
資深城市規劃專家、重慶市規劃局原副總工程師李世煜分析認為，以前渝中半島超高層主要集中在兩個片區，一是解放碑較場口，二是兩路口。
他說，“高層、超高層建築是否適合城市天際線要求，是否該修，關鍵是要看它的功能與位置。”
國際金融中心所在的江北嘴，功能定位是中國西部金融中心，是重慶形象的體現，因此超高層是與城市功能定位相符合的。
他認為，“在該建築周圍已經出現超高層建築群，國際金融中心位置處於天際線的最中心位置，形成兩側低、中間高的自然曲線，與該區域的空間結構是相互適應的。”
蘭京認為，“近些年來重慶超高層建築為城市天際線、城市風貌起到了積極作用，有不少好建築，也有引起爭議的建築。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總結。”
摩天樓影響城市天際線，規劃必須嚴把關
未來超高層建築該如何修建？如何讓超高層建築為城市天際線、城市形象添彩？
李世煜認為，“如何建設超高層，讓超高層與城市天際線和諧共生，要看空間是否適合修建超高層。”
比如解放碑地區修建了很多超高層。未來要修多少、修建多高超高層，需要認真論證。他說，“超高層的建設要符合城市空間的要求，不能亂來。”
龍灝認為，摩天高層在西方國家的出現，更多體現的是資本本身的力量，比如一家企業巨頭要體現公司形象，而政府的力量則很小。在我們國家則體現出更多的東西，比如要代表標誌性建築，要體現城市形象。
他說，“摩天高樓對城市天際線、城市形象影響較大，因此城市規劃控制應該嚴格把關。”
蘭京分析道，如果從集約用地、長遠發展，超高層寫字樓肯定是需要的。然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如德、法、美等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對超高層比較排斥，歐美國家近一二十年已不再流行超高層。反而像迪拜這樣的城市，為了提升旅遊及投資形象而大興土木，修建超高層。
蘭京指出，“我們注意到信息化的後疫情時代，隨著疫情對人們工作生活的衝擊，越來越多的人對人員大量聚集辦公有所排斥，尤其是早晚高峰期電梯擁擠等現象，人們更為不適應。”
他認為，未來人們將會更加註重生態辦公，打造低密度生態辦公場所將是一個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