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关珺冉 特约撰稿丨王瞻 编辑丨段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卖得脱销的商品，除了口罩就是被玩家疯抢的Switch游戏机。
这款游戏机由日本任天堂公司开发，推出后就销售火爆，疫情期间更是很多人居家隔离必备，一机难求。而作为世界三大电子游戏公司之一的任天堂，其生产链也是全球化的，Switch游戏机很多硬件是在中国生产。今年2月6日，Switch游戏机官网发布公告：受新冠疫情影响，在中国的生产和运输得不到保障，Switch游戏机不能及时供货，为此深表歉意。
在库存消耗完毕后，Switch游戏机在日本都一度断货，直到4月10日才恢复上架，旋即又被抢购一空。由于当日在线购买人数过多，还一度造成了任天堂的官网瘫痪。
就在4月10日同一天，日本政府推出“辅助日本企业调整产业布局，分散供应链”的资金援助计划，支持该国企业迁回日本本土或迁往东南亚。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也提议，只要美国企业愿意迁离中国，所有费用由政府给予100%报销。
“撤离中国”一时间成为舆论热词。在疫情加剧的逆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疑将面临巨大挑战。而对于日本乃至各国企业来说，“撤离中国”同样也要冒巨大的风险，是否以及能否放弃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又该如何兼顾本土的现实问题？
显然，“撤离中国”绝非简单的事，“日企回流”也将面临众多因素的角力与平衡。
“撤离中国”早于新冠疫情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于4月10日推出了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经济援助计划。
其中“改革供应链”一项，单列出资金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这笔专项资金被视为意在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
“日本政府援助企业‘撤资’的决定来自3月对中国新冠疫情状况的误判，这种误判缘于日本对中国理解的误区。”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向《凤凰周刊》解释，“且不说2000多亿日元是否足够，毕竟日本企业用三十多年时间已在中国构筑了价值数百万亿日元的生产体制；也不去比较本次疫情带给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只看日企在华生产销售体制，就能发现，用2000多亿日元撬动日企在华产业链的说法几乎不值一提。”
4月15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公布的“关于新冠疫情对在华日企影响”调查报告显示：84.8%的日本在华企业暂时并无“撤离中国”计划；因新冠疫情而考虑将中国业务撤回日本或迁往第三地的企业占5.6%；而另外近10%的有撤离意向的被调查企业，其实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已经确定了“回流”计划。
陈言认为，日本在本次新冠冲击之后，调整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对中国供应商的过度依赖是日本政府一系列动作的大致方向，但让全部产业链从中国撤离，这不可能，也无必要。“日本企业会考虑在距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投入生产，这个想法没有变化。”
日企回归日本本土的消息早在新冠疫情以前就有动向。除了马自达汽车早已将部分生产线回撤到日本本土以外，2019年2月，日本著名化妆品品牌资生堂也宣布2021年将在福冈县久留米市再建新工厂。目前，资生堂在栃木县大田原市的那须工厂、大阪府茨木市的大阪新工厂都在建设中，总投资超过1700亿日元。此外，2019年，日本殿堂级纸尿裤品牌尤妮佳时隔26年在福冈县新建工厂；2021年，日本著名日化品牌狮王LION将时隔52年在香川县建新厂；日清食品也时隔22年在滋贺县建起了新工厂。
“企业选择回流与否，多出自战略考量。”丸红中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部总监铃木贵元称，对于大多数日企而言，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当下，借由政府的政策支持，选择离开中国的依然还是少数。左右日资企业选择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撤资，“回流日本”，必须全面平衡市场、成本和投资环境等多重因素。
日本外国劳动者的数目变化
是否“撤离中国”成在华日企绕不开的课题
有一些日企已经悄然从中国撤离，日企投资中国的首选之地大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今年是浅田在大连的第15个年头，他向《凤凰周刊》自嘲道，自己是日企产业链转移中被遗忘的日本人。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言：“日企在本国雇用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可以在大连雇三个软件工程师以外，再雇用一屋子的呼叫中心接线员。”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IT行业为代表的很多日本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把技术含量较低、重复性劳动较高的行业转向海外。日语人才充沛且与日本有着深厚渊源的大连成了首选之地。
浅田正是赶着这股风潮在2005年来到大连的。但2018年因就职的日企关闭大连办公室，浅田失业了。与那些随企业撤离大连的同事不同，已经在大连娶妻生子的他选择留下来自立门户。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工费上涨等影响，一些日本企业开始转向，撤资或缩小业务规模。根据日本外务省2019年《海外在留日本人数调查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大连的日资企业锐减至1550家，较2016年度缩减7%，是日企海外据点减量最多的城市。泰国曼谷也就此超越大连，成为拥有日本企业第二多的海外城市。不过，上海仍然是日本本土之外，拥有日企最多的国际城市。
2013年12月，东芝大连电视工厂停产裁员900人；2015年8月，伊藤忠商事旗下子公司大连新绿再生资源加工公司被中国大型混合金属再生商“齐合天地”收购；2016年6月，JBCC控股引领的JB集团解散了在大连的法人捷报信息技术公司；2017年2月，日本通信公司BRAIN PAD决定解散在大连的子公司博湃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依赖低人力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难收回成本，赚到丰厚利润。选择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一道进行产业升级，还是选择撤离中国，成了很多日本在华企业绕不开的课题。在这样的企业战略调整之下，大连的日资企业正逐渐变少。
浅田的朋友齐藤在大连的日企仍然从事制造业相关工作。他在今年2月初，出入境还未严格管控的时候回到中国。但说起大连对日资企业有哪些吸引力的时候，齐藤感慨道：“大连的优势已经不再了。随着日资企业的减少，就连一些学日语的中国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离开大连。”
撤回日本本土打造“Made in JAPAN”
疫情期间，随着一款名为“动物森友会”的游戏大火，作为该游戏硬件的Switch游戏机价格，在中国内地已经炒到了近5000元人民币一台，是任天堂网站标示价的两倍。当今市面上买得到的这款游戏机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组装”，但这些中国内地的“国产行货”却不受青睐，很多中国玩家想尽办法去抢购海外版。
做日本代购多年的赵娜向《凤凰周刊》记者解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游戏体验，海外版可以通过SNS的形式和好友共同游戏。”虽然是同一款商品的中国版和海外版，但享受到的产品附加值是不同的。这就使得一部分消费者会把眼光投向海外。“海外代购”这个职业作为产业链的最末端也应运而生。
赵娜从不认为“中国制造”是差的：“很多在日本买得到的好物都是‘Made in China’，但是更多国人还是愿意相信日本没有假货，信赖日本的质量监管是到位的。”
这种对日本产品莫名的信赖感，对“日企回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丸红中国的经济调查部总监铃木称，日本制造业的“回流”多局限于有“Made in Japan”标签的商品。诸如食品、卫生用品、化妆品以及奢侈品。因为这些产品在日本生产，附加价值高、卖得好。这样的观点和赵娜的实际代购经验不谋而合。
随着中国电商平台的正规化，代购的生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火了。赵娜回忆说：“2014年那会儿，国内尿不湿和奶粉需求量特别大，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内现在打假力度比较大，再加上好的日本品牌都在电商平台上开旗舰店，代购渐渐做不动了。”
为抓住中国这样的优质新兴市场，一部分日本企业主动选择回归日本本土，搞起了“Made in Japan”和各种各样的“日本限定”（即只有在日本才能买到）。所以，“日企回流”也并非反国际化的表现，反而是顺应全球化潮流，严守商业化运作模式的体现。
陈言认为，新冠疫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业模式，过去因为中国人工成本尤其是物流便宜，全世界最好的产品都可以通过物流运到中国仓库，再通过大数据分析迅速把产品发放到消费者手中。但疫情来袭，这种全球化长链条运作已存在风险，在物流中断的情况下，更需要能保证及时供应的地域性短链条。所以日企选择回归日本本土，再用“Made in Japan”的产品来征服中国市场。不过，这个问题，“长期来看还会发生改变。”陈言说。
Switch的生产因为新冠肺炎受到影响
外国劳动力大量涌入日本为“日企回流”提供保障
日本时间清晨6点多，30岁的阮文武终于上完夜班，从一层的工厂回到三层的宿舍休息。他的房间里摆着他和妻子的合照。他还要等上两个小时才能与刚生完孩子的妻子通视频电话——日本与越南有两个小时时差，此时他妻子还在睡觉。
“因新冠疫情，我的家人没法入境日本。很想见他们。”阮文武等到早上八点半，终于与远在越南的家人通了电话。他对着视频电话叫着刚出生的儿子的名字。每天15分钟的家庭通话，让阮文武感觉好像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说：“新冠疫情一结束，立刻让家人来日本。”
阮文武所工作的工厂是一家位于大阪市平野区的塑料加工厂，为大型家电品牌制造塑料零部件。虽然受疫情影响有一些订单取消了，但由于在家自主隔离的人增多，对家用电器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因此，阮文武所在的工厂一直没有停工。目前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16名作业员中有3人来自越南。虽然工厂今年4月末又新招聘了4名越南籍员工，但受到防疫管控影响，他们暂时还不能来日本上班。
阮文武的经历反映出的，正是日本企业回流本土的背后，日本正加大力度，吸引更多外国劳动力来到日本。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外国人雇佣状况》显示，截至2019年10月末，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比2018年增长了13.6%，达到约165.9万人，连续7年新增创纪录。来自于中国和越南的外国劳动力人数总和就达到了80万人之多。其中有48.3万人就职于制造业，占赴日外国雇员的29.1%，排名各行业之首。零售业和酒店、餐饮服务类行业分列二、三位。
在日本，“移民”此前一直是禁忌话题。随着2019年4月1日《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生效，根据新出台的签证制度，外籍劳动者如果具备一定的日语能力和职业技能，即可向日本移民管理部门申请所谓的“特定技能”签证，即“劳务”签证。这样的赴日“劳务”签证具体还分为两个类别：“特定技能1号”的申请者可以申请建筑、农业、医护等14个行业工作，签证有效期最长5年；“特定技能2号”的申请者，须在建筑或造船行业具备熟练技能，签证续签次数不受限。
日本政府顺应企业回流，拓宽人才引进的这一波操作也是为了解决日本社会面临的难题。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出现，激化了很多不可逾越的社会问题。“人口向首都地区集中、地方人口不断流失”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多数道、府、县在与东京都经济圈吸引劳动力的大战中处于下风。所谓东京圈，即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薪酬水平高于地方。日本新签证制度包含多项措施，鼓励外籍劳动力分散到日本地方工作，而非扎堆于大都市。日本厚生劳动省称：“在这样一个外国人才数量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中，我们将继续创造出能让他们安心工作的环境。”
在全球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像阮文武这样，漂洋过海赴日劳务的外国人还将增多。
（文中浅田、齐藤、赵娜、阮文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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