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語言都有區別於其他語言的結構性特徵和表現法傾向，這些特徵和傾向在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甚至可以差異懸殊。承載這種特殊語言結構和表現法的文本，一旦離開源語社會—文化語境，就在目的語社會—文化語境中出現形式、意義、意向和功能等的異化和疏離。
譯者在展開翻譯活動時，應該對這種語言殊異性有所體悟和覺察，即具有語言差異意識，然後才能在具體的跨語際轉換中，根據不同的語境將源語文本表達式轉換成適境的目的語文本表達式。譯本亦如原本，一旦“脫胎換骨”，脫離它的塑造者，就變為全新的事物，進入全新的語境當中。而譯者應將心境、語境、情境、需求等多重因素納入考量，並時刻審視和打量譯本，在翻譯過程中保證譯品的新穎性和殊異性。如此，這種語言轉換行為才有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講，翻譯是一種譯者“原創性”的求異行為。
譯者個體的認知和體驗殊異
個體對世界的認知和體驗是特殊的、各不相同的。而就翻譯而言，這個過程由多個個體共同參與來完成。
首先，原作是作者根據本人所處的語境，按照一定的創作倫理，構建觀照現實和當下的文本世界，表現出不同於其他文本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譯者亦如此。其次，在面對原作時，除了嚴格遵守規則（包括翻譯規範、倫理和約定條件等），譯者在駕馭規則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如同開火車，火車有鐵軌，但如何駕駛火車卻是涉及個體經驗和世界觀的事情了。從原著的角度來分析，我們發現，原文文本都是歷史產物，產生於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即使在當下的新語境中，很多文本也都是作者情思獨運的作品，都是基於前文本（如民間故事、口頭傳說、神話、兒歌等）的構建，有前文本的痕跡和影子。同時，它們也是原創性的文本，因為它們澆鑄了創作者的匠心和妙思，取材於前文本，而又與前文本相異，具有感官體驗上的新穎性和獨特性。再次，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又因自己迥然不同的感知和經驗，而品鑑出另類的味道來，或對作品的附件部分或不起眼的筆觸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譯品（如中國四大名著譯作）與原作在意義上神似但又風格迥異，意向上對應而手法卻不一，功能上一致而效果卻相左。從這點上來看，翻譯這種跨語際轉換行為，就是一種原創。
譯本是原本“生活形式”的另類呈現
從文本層面來看，原本通過目的語重新得以呈現或表徵，其語言形態、內在蘊涵、價值意向等都發生了範式上的轉換。文本一旦離開母語文化環境，就已經是新的文本了。原本離開孕育的根基之時，就立即產生新異變化，體現在意義、意向、功能等維度。原文本中所承載的“生活形式”在文字轉換中被賦予新的面貌，譯者與作者在思維方式、語言風格、生存環境等多個方面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前者書寫風格的迥異程度。劉宓慶先生就曾指出，翻譯的難處，並不完全在尋尋覓覓於雙語的詞當句對，而在於對兩種“生活形式”異同的觀照和精微分析：同則大體可作對應或基本對應轉換，異則必須另取應策手段，找出“最佳替代式”以利雙語溝通。可以說，多數翻譯活動的結果因譯者的個性而背離了譯寫的良好初衷和規範要求。不過，也因為有了這種天然既定的殊異氣質，才使譯文增添諸多趣味性，文本意義才得以深化和豐富。
另外，求異是生命的本能，原本一旦離開作者和原來的創作語境，就成為公共領域被審視和“打量”的對象，甚至作者也成了原作的閱讀者或遠距離觀眾，和其他讀者一起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原本。對於身兼讀者、轉換者和傳播者等諸多身份的譯者來說，在何種心境、環境、語境中構造譯本，以什麼角度和態度來對待原本，又對譯本的意義、意向和形態產生微妙的影響。如此，翻譯研究批評家們在評判譯者行為時，不僅要考慮原本的構件成分和思想內涵，而且要將譯者所處的境況和所持經驗納為評價指標，不能單一地從譯品形態來作主觀性的判斷和評說。況且，評論者本人對原本中呈現的“生活形式”持有多少相同經驗，以及翻譯批評者的行為是否已經走向求異方向，都值得思考和追問。
譯本就是受眾的閱讀原本
對於目的語讀者來說，譯本就是原本。譯本因其異域性和獨特性，一旦進入目的語文化，就變身為原本了。對於目的語讀者來說，凡是進入自己視野的事物都是新奇的，包括外來的事物，比如作為譯品的翻譯文學。在久已習慣的語言文化環境中，受眾往往會對那些與眾不同的人或事物或事件投以目光，並加以關注。當然，這種新奇的人、物、事等也會出現在自己所處的語言文化環境中。受眾這種對新奇事物的關心程度，往往受他們的天性和世界觀的影響，對譯本也是如此。讀者的好奇心，會驅使他們想辦法滿足自己的選擇。有趣的是，讀者即使選擇了同一本作品，也各有自己的理解，原本中蘊藏的意義在讀者的眼中、心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也可以說，一千個譯者筆下就有一千種譯文。
維特根斯坦曾明確指出，人在思考階段實際上已在運用著他賴以思考的詞語以及句子結構雛形。順著這個邏輯，譯者在概念建構、言語轉換、話語表達等各個語言認知階段，都在用自己的思維工具擺脫原文的預設框架，自主性地調節、操控、轉換原文，以超越原文，凸顯譯文特色，從而開展原創性的工作。
目的語文化社會需求決定譯品的“原創性”
社會發展之需，決定了引進譯品的“原創性”。原因有二。其一，受眾的獵奇心理和特殊愛好，讓贊助商覓得無限商機，從而導引其關注的方向。在線圖書的精準投放，就是對類型受眾分析之後的大數據表現。蘊含於譯本中的外來“生活形式”，因其新奇、迥異、獨特而吸引著專業受眾的目光。翻譯作為社會文化活動，往往一開始就帶有某種“市場效應”，無法擺脫商品經濟的牽引和贊助商的支配，使譯者的目的語操控染上明顯的“投讀者之所好”的色彩。受眾既定的價值觀念、閱讀習慣以及深層的語言文化心理，也決定了他們對來自母語文化之外的文本的“異樣打量”。於是，市場上的原本選擇在一開始就帶上了“原汁原味”的色彩，由此而得的譯品也就自然成為原本，或“原創性”作品了。當然，這裡的受眾只指類型受眾。其二，社會—文化發展之需，不僅影響著引進文本或作品的類型、品種、數量等，還對這些文本或作品的異質性抱有很高的要求，即遵守“急我所需”的原則。從需求理論的角度來看，外來的譯介文本作為一種經驗感受層面上的新鮮事物，會受到本土社會的歡迎，尤其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它們彌補了本土文化在內容上的缺憾，為本土社會價值發展賦能增值，因而備受青睞。
本質上講，翻譯就是一種原創性的行為。它和文藝創作一樣，講求科學性和藝術性，兩者都需要遵循科學規律，立足原本、前文本和隱性文本，以此來開展實際工作。同時，兩種社會實踐活動都具有自己的藝術特徵，直面特定的受眾群體，並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和愛好。著名的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內特就指出，“翻譯並不是傳統偏見中所謂的僅僅是一種從屬的、派生的藝術，即它沒有原創性、獨立性、主動性，永遠只能處於非原創性、依附的、被動的地位”。翻譯是一種極富創造性的藝術操作，憑藉成功的藝術操作，原作可以重獲生命併為世人所習誦，可以增添文化含義而煥發熠熠光華，可以獲得嶄新的存在意義而進入當今的思想文化殿堂。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習近平治國理政話語的翻譯傳播研究”（2019SJZDA1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城市發展智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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