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狗在生產、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後金社會養狗之風極為盛行。然而，在天聰六年正月初八，皇太極卻頒行了與養狗風氣相背的“禁狗令”，據記載，當時皇太極頒佈了““養狗者拿去城外”的諭旨，簡單說就是“把養狗的人給我趕出城去”。一般認為，這條禁狗令的頒佈，跟高士俊和胡貢明兩個人有關。
高、胡二人給皇帝的奏章裡面，主要表達了四個意思：第一，“禁狗令”適用範圍僅限於城內；第二，將法令頒行的原因歸咎於城內各家“養狗忒多”，整夜整夜的狗叫嚴重擾民；第三，其三，此時徹底貫徹該法令存在的問題，如果把狗都除掉，那麼小偷可能會增多，盜竊案件可能會增多；第四，其四，提出折中建議，主張“每家止存一條”，或“限留一二隻”，用來看家護院。皇太極是否採納高、胡二人的諫言，因史料記載缺失尚未可知，不過相關學者認為“禁狗令”應被貫徹執行了。
按高、胡二人上書內容來看，皇太極頒行“城市禁狗令”似因其時城內人家“養狗忒多”，以致“吠形吠聲，徹夜喧天，聽實不堪”。學術界一般也多采信這一觀點。有學者認為，後金頒行這一法令緣於“在瀋陽因為八旗人丁已經進入城市化生活階段，大量養狗不但造成城市夜晚的不安靜，而且易造成恐慌”。城內養狗過多帶來的犬吠之聲徹夜喧天，與城市生活相悖固然是皇太極頒佈“城市禁狗令”的原因之一。
另外，脫離了後金社會主要經濟活動採獵事務後，數量龐大的狗，尤其是在人口較為集中的城內，也易引發民事案件的發生。天聰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皇太極針對一些頻發的民事案件頒佈了處理辦法，其中規定：“如犬咬牲畜至死者，以肉歸畜犬之主，令其賠償。”這表明民間大量養狗已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點恐系促使皇太極頒行城市禁狗令的另一要因。
也有人認為，皇太極禁狗令的頒佈，跟狗在後金社會中地位的下降有關係。狗在後金建國伊始，在狩獵的時候，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進入遼瀋地區以後，後金的農業和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狗的地位因此也下降了，這可能也是皇太極禁狗令頒佈的另外一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