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求直言"是指以皇帝的名義頒發詔書，要求臣民就某事項，有時也沒有具體事項進行言事的行為。
目的是為了處理一些特殊情況，解決現實中的某些問題。言諫制度在先秦時期已經存在，但當時尚不完備。發展到了宋代，已經成為中央監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詔求直言是皇帝的一種特殊求諫方式，皇帝廣開言路來塑造一種明君的形象，從求言詔書的內容來看並沒有對諫議人員及其內容有所限制，但實際運行過程中卻有所不一，許多官員因為上書勸諫因言獲罪。詔求直言作為一種特殊時期的監察模式是對宋代監察體制的補充，它不僅僅使得中央和地方官員有了表達自己見解的機會，更開放了一個平民百姓與皇帝對話的政治平臺。雖然在上書的過程中存在許多亂象，但無疑有利於統治者掌握民情。今天我們便來分析一下宋朝皇帝"詔求直言"的原因。
天譴論的影響
宋代皇帝詔求直言次數較多，當發生災異和危機時，統治者意圖群策群力來緩解自然災害或危機對現實政治的衝擊。其求言行為受多種因素影響，不僅受到自然災害的直接影響，還和當時的政治生態環境相關。宋代皇帝詔求直言有其一定的災異天譴理論基礎，每逢重大災異，皇帝往往會下詔求言來救政弭災。
天譴論是影響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對於自然災害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人們往往將災異視為上天的譴告。《春秋》中就有大量關於災異遣告的記載。西漢董仲舒為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把天譴論進一步系統化建立了"天人感應論"。此後這種儒家傳統政治思想在中國古代一直佔據著主流地位，災 異遣告說也不斷被史學家應用和書寫。天人感應論認為，天子的權利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王者承天意以從事"。當君主失德違背天意從事時，上天會降災異以示警告。
由於天譴論的影響，發生災異時君主往往視為上天對自身失德的警告，進而檢討自身下詔求言。宋代災異求言有很多，如旱災求言、雨災求言、火災求言、地震求言、彗星求言和日食求言等。
在天譴論的影響下，災異求言成為宋代皇帝詔求直言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發生重大危機時，為滿足時局的需要是皇帝求言的又一推動力。從宋初立國開始，一直受到鄰國的侵擾，邊疆戰爭不斷，加之宋庭推行"右文"和"守內虛外"的政策，在對外戰爭中一直處於劣勢地位。宋代皇帝危機求言高達 35 次，主要集中在宋欽宗和宋高宗兩朝。此外，為數不多的改元求言、收復失地和詔前宰執言事等求言類型也是迫於局勢的需要，戰爭危機求言成為宋代皇帝求言的一個主要原因。
時局的需要
在面對一些突發情況，皇帝也無能為力時，就會群策群力，因此宋代皇帝詔求直言很多情況下往往是迫於局勢的需要，特別是危難時期的求言。在北宋初期和後期，以至於整個南宋一朝，宋朝疆域都受到鄰國的侵擾。在面對戰況不利又無計可施時，君主會下發求言詔書，問計於朝臣和民眾。太平興國七年，遼景宗去世，年幼的遼聖宗即位，由蕭太后攝政。雍熙三年，宋太宗命曹彬率主力北上，直取燕京，後戰敗，遼聖宗和蕭太后趁機南侵，劉廷讓部全軍覆沒。賀令圖、楊重進被俘。端拱元年十月，遼軍攻佔涿州。十一月，遼軍攻下長城口，又佔滿城，進至唐河北，大戰多次，雙方傷亡慘重。宋太宗在端拱二年正月十一日下發求言詔書：
"頃者以燕薊之民，國家舊俗，此因晉室，遂陷北戎。耆老沒於遐荒，子孫墜於塗炭。間歲以來，乘秋為患。凡中外臣僚、文武百辟，比肩食祿，峨冠在庭，必有智路宏深、才識並茂，可以坐清祅祲，克靜烽煙，各宜悉陳所見，密具封章。所責盡心，無効鉗口。"
宋太宗的攻遼大計失敗，面對遼軍的步步緊逼，無計可施而問政於文武眾臣。
士大夫給予皇帝的壓力
詔求直言並非都是宋代皇帝主動進行的政治行為。在發生災害和危機時，宋代士大夫往往積極上書皇帝下詔求言，尤其是宰執群體，更與時政闕失有著密切的聯繫，並受到災異天譴轉移論的影響。在宋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士大夫積極參政，尋求更多的話語權，這一方面與皇帝主動求言的行為不謀而合，另一方面也對君主施予了輿論壓力，促使皇帝被迫下發求言詔書。
災異天譴論意在譴責君主的言行，看似君主對災異負全部責任，但也常有上天降責，皇帝令大臣替罪的事例。《呂氏春秋·制樂》中記載了宋景公時期發生星變，景公問計於子韋，子韋建議可將禍移罪於宰相。除了可移罪於宰相，他還提出了移於民眾、移於收成的建議，但均未被採納。西漢王莽時期，這種大臣替罪行為頗為流行。大司馬逯並和大司馬陳茂都曾因日食而免官，每逢重大災異，策免三公也成為了一種慣例。
宋代災異發生時，執政大臣往往上書請罪，主動承擔責任，但大多情況下君主並不會降責於大臣。紹興七年七月，因旱求言，宰臣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已下，皆引咎乞罷黜。紹興三十一年夏四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久雨"，上疏請求高宗求直言，宰臣陳康伯、朱倬也上書待罪，高宗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
儘管高宗沒有移罪於大臣，在災異天譴轉移論的影響下，輔政大臣作為主要政治參與人員，對災異的發生承擔相應責任，他們積極施行救災彌災之策，成為促使皇帝下詔求言的壓力之一。
詔求直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一種彌災救助手段。總結
宋朝皇帝的"詔求直言"有其獨特的時代特徵，宋代皇帝求言的次數與時政危機和自然災害有密切聯繫，且受皇帝本人明智與昏庸的影響。宋代皇帝詔求直言和黨爭密切相關，無論是從求言原因來看，還是從求言效果來說，都受到北宋黨爭的影響；朝臣利用皇帝求言機會進行輿論造勢，發表一些有利於自己的政治言論，如宋仁宗明道元年的火災求言，大臣們不斷請求皇太后還政，成為時政熱點的突破，進而對當政者進行限制；宋代皇帝下發求言詔書之後，會對臣民進言進行一定的控制，一些投機分子也揣測皇帝心意以求升進。對於不利言論，宋代皇帝往往給予上書者嚴重懲罰。宋高宗紹興八年的危機求言，高宗傾向和議，當時士大夫皆以為和議不可。主戰派人員大多遭到貶斥。議和派官員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升遷。此外，皇帝也會採取罷求直言的形式來維護政權。
宋代皇帝詔求直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權，但這種限制是有限的 。考察詔求直言的宋代皇權的關係，宋初詔求直言的確限制了君主的權力，但隨著皇帝求言的行之日久，這種進言渠道逐漸被帝王所掌握，使之為皇權服務，成為皇帝建立納諫明君形象的一種手段。
宋代皇帝詔求直言成為了宋代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對宋代的時政民生頗有改善，影響著宋代的政治文化，但對臣民所上封事的施行與否，往往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願。有時詔求直言在皇帝和上書者看來，也知道不一定取到具體效果，但是這種形式一直存在，一直被提倡。皇帝的登基求言甚至成為宋代祖宗故事的一部分。這體現了君臣在災害和危機面前積極求變的一種表態，在某種層面可以消解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對現實政治的衝擊。宋代皇帝詔求直言類似於一種禮儀性的存在，有很強的象徵作用，所以得到長期保留和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