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奶工》——这本看得人头晕的书凭什么拿下世界文学大奖?

如果不是顶着“布克奖”的名头,我想我多半会忽略这本书。因为它叫MILK MAN——《送奶工》,一个看起来实在很无趣的书名,没有给人太多的遐想。但它得奖了,还是布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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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普一下布克奖: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简称the Booker),始于1969年,每年评选,现今全世界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都可以参评。它的评选过程严谨,且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地位与诺奖的文学奖不相上下。

《送奶工》一书由北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创作,它于2018获得该奖项,成为第50届布克奖得主,这也是北爱尔兰作家第一次获得布克奖。

看这本书需要耐心,也有点考验读者的智力。正如布克奖评委主席阿皮亚所说:这是一部天才般的实验文学,它用极为独特的叙述挑战了传统的思考方式,又不乏尖锐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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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情节说来并不复杂,它讲述的是在北爱问题期间,一个当地18岁的少女遭到性骚扰和重重社会压力的身心经历过程。“送奶工”是周围人对那个性骚扰发起者的暗喻称呼,他的真实身份是某军事权力掌握者。

《送奶工》全篇以少女为第一人称的口述方式构成。这样的故事表述方式并不特别,但特别的是作者选取的题材,并用一种几乎赤裸裸的、毫无刻意修饰的口语方式,把主人公的所见所想全都爽快地倾泻在我们眼前,在看似随意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伤害女性的不只是性骚扰

全书的故事脉络是由“性骚扰”贯穿的,但少女“我”受到的伤害远不止性骚扰本身。“送奶工”的性骚扰只是激化显明“我“所处的整个社会小圈子里暗藏的种种矛盾的导火索和显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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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以比这个男人更健壮,不可以比这个男人更了解我自己的运动习惯,这里的性别意识所营造的环境永远不允许这样。这是一个强调”我是男人而你是女人”的国度”。

这就是传统,在女人即使有最真实的切身体验的情况下,她们自己的状态也必须由男人来界定。没有被公开的施暴和侮辱就等于什么都没发生,个人的感受什么都不算。

而比起“送奶工”,更可恶的是书中的“大姐夫“不但早就开始对”我“进行骚扰,并且大肆散布”我“的谣言。但同样,他没有公开施暴的罪证,就没有人会选择相信”我“。“我”作为一个被害人反而备受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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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状况不由让我们想起去年受人关注的北大法学院女生包丽疑似被男友PUA,被逼自杀案。通过心理和精神控制的手段比之我们平时能眼见的施暴与虐待要隐蔽得多,但它却能在隐秘处悄悄地伤害与摧毁一个人。它利用人心的软弱抬高自身,不断制造对方的自卑感,从而达到精神鸦片似的效果。

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威廉·詹姆士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

毁灭一个人,或许完全用不到外在的手段,只需要扼杀他的自我存在感,你需要肯定,那我就拼命否定、否定你的价值。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我们社会地位还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大环境的影响和小圈子的喧嚣的都在推波助澜地消磨我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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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话的时候,妈一直看着我,没有打断我。但是一等我说完,她就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个骗子…”

最亲近的家人、最长久的朋友,无一不在这场风波中坚定地为了“保护我”而站到“我”的对立面。没有男朋友、乃至“走路看书”都成了“我”自行挑起这场风波的确凿证据。事件的真正根源反倒变得不重要了。

这说起来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被抢了钱包,而大家却纷纷责怪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么多钱出门一样。

听着很荒谬,但现实中难道不是一直在上演着这样的情节吗?有时我们是那个被责怪的人,有时我们又作为大家的一份子,变成那个责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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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里有句话: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伤害“我”,伤害女性的,何止仅仅性骚扰,可能正是以所谓大众意志为准则的我们自己。

停止伤害,停止人云亦云,停止充当工具,停止逆来顺受,女性的平等地位需要更多实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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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都是蓝色的吗?

《送奶工》中,大部分人都笼罩着消极阴郁的色彩,但依然有那么几个人是色彩明亮的,其中包括“我”的法语教师。

书中有那么几页对于一堂法语课的叙述,法语老师耐心地请大家看一看落日的天空。在大家固执地面对五颜六色的天空大叫:“天空是蓝色的!”时,她并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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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老师后来说道,“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面对日落时的不安,甚至是暂时的仓皇失措,都是一种鼓励。只会意味着进步,只会意味着启发。请不要认为自己背叛或者毁灭了自己。”

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不到真实,我们的眼睛没有问题,我们只是已经不愿意承认自己可以看到与传统不相符的东西。“不承认”成了习惯,似乎这样就可以逃避因此带来的一切麻烦和责任。我们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安全。

法语老师并没有能够成功矫正大家的答案,但已经在表面波澜不惊的“我”眼中和心里引起了深深的震撼。老师的职责,教育的意义,在此如绚丽的日落一般光彩夺目。

一个清醒而真实的人,即使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依然可以给人带来一缕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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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每天都有,只要某一天我们愿意去看去相信自己,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官方认证的天空“应该”所是的蓝色。

就像这位法语老师所做的一样,教育需要的不是只教会人生字和语法,也不是背诵课文。而是启示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怎样敞开胸怀,摘掉传统给我们的有色眼镜,找到那些以为已经遗失的美丽色彩。

毛姆在《面纱》中写道:当你在学一门外语,读完一页文章时,乍一看不知所云,直到某个词语、某个句子给了你线索;突然间,它的意义像闪电一样划过你那困惑不堪的脑子。

有时候别人的启发就像是这样的闪电,它不一定来自老师,也可能来自任何一个看到过真相的人。或许来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惊悚,但我们却可以借助它撕裂暗夜,看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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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奶工》能获奖的秘密

《送奶工》的获奖出乎大家的意外。确实,如果光有以上所说的题材,我想《送奶工》并不足以获奖。

从一个并不太了解政治背景的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本书最大的亮点并不在于它讲的是个怎样的故事,而是作者安娜·伯恩斯用了怎样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

“这样也可以吗?”在阅读此书的初始阶段,我脑中好几次发出这样的问号,因为它跟我之前看到的书太不同了。它让我想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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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就是一本看着让人头晕的书,它采用的是所谓“记录式”写法,想到什么就直接输出,很多口语,很少分段。但它里面的人物是清晰的,有名有姓有背景介绍。而《送奶工》不但段落长,并且书里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名字,城市也没有名字。人们的话语中充满了隐喻和代号,像在看一出写得不甚精致的嫌疑剧。

耐心读下去,我却发现虽然作者写的环境与大部分人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却又把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压抑气氛烘托得如此真实。

在一个阳光很难照到的角落,人们噤若寒蝉,少有人去关心彼此的感受。大家都已经习惯于简单地用身份去定义一个人,在貌似强大的不抗力中,拥有自己的名字显毫无意义,也无足轻重。模糊的人脸让读者看得有点晕,它所反映的却是书中人的与真实自我脱离的迷茫。

而她所运用的这种被我称为“话痨式”独白的写作手法,真切、辛辣,又不乏冷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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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些说三道四的人,以及他们对我的回答的回答,我知道我正在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我一直想要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尽管我不想同时把自己也搞得晕头转向。”

《送奶工》中,作者反复提到“我“走路看书成了大家口中严重的错误,是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的标志。

在我看来,作者将书作为主角的道具,更是她唯一的武器。

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才18岁的少女,只有把自己沉浸在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来逃避现实的纷扰,是沉默的抗议,也是无奈的抵御方式。连走路时也把目光集中在书本上,正因为她能看见现实的问题,却又害怕看到这些令自己产生“多余”思考的东西。书本像个盾牌,又像个帘子,脆弱地阻隔在她与现实社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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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毛姆说:书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孤独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可就连这样也是错的,是不被宽容的。她除了把这些难解的烦闷在书里畅快地一口气宣泄出来,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安娜·伯恩斯是成功的,《送奶工》的“粗线条”、“神经质”、“口无遮拦”恰好符合了这样一位女孩的叙述风格。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这部小说出位的风格可以说恰好将这种纠结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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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位1962年出生于北爱尔兰工人阶级家庭的女作家,2001年接近40岁才开始写作。这是她的第三本小说。

不需要刻意迎合读者的口味,用最真实的语言,写出最真实的感受,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晚,任何体验也都可能有人懂你,只要你有去尝试表达的勇气。文字不是一种装饰和花纹,它更应该是生活本身。这是《送奶工》给我的最大启示。


(作者:小小小小的火,与你分享每一份平凡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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