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頂著“布克獎”的名頭，我想我多半會忽略這本書。因為它叫MILK MAN——《送奶工》，一個看起來實在很無趣的書名，沒有給人太多的遐想。但它得獎了，還是布克獎。
首先科普一下布克獎：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簡稱the Booker），始於1969年，每年評選，現今全世界所有用英語寫作的作家都可以參評。它的評選過程嚴謹，且保持高度的獨立性。布克獎被認為是當代英語小說界的最高獎項，也是世界文壇上影響最大的文學大獎之一，地位與諾獎的文學獎不相上下。
《送奶工》一書由北愛爾蘭作家安娜·伯恩斯創作，它於2018獲得該獎項，成為第50屆布克獎得主，這也是北愛爾蘭作家第一次獲得布克獎。
看這本書需要耐心，也有點考驗讀者的智力。正如布克獎評委主席阿皮亞所說：這是一部天才般的實驗文學，它用極為獨特的敘述挑戰了傳統的思考方式，又不乏尖銳的幽默感。
故事的情節說來並不複雜，它講述的是在北愛問題期間，一個當地18歲的少女遭到性騷擾和重重社會壓力的身心經歷過程。“送奶工”是周圍人對那個性騷擾發起者的暗喻稱呼，他的真實身份是某軍事權力掌握者。
《送奶工》全篇以少女為第一人稱的口述方式構成。這樣的故事表述方式並不特別，但特別的是作者選取的題材，並用一種幾乎赤裸裸的、毫無刻意修飾的口語方式，把主人公的所見所想全都爽快地傾瀉在我們眼前，在看似隨意中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傷害女性的不只是性騷擾
全書的故事脈絡是由“性騷擾”貫穿的，但少女“我”受到的傷害遠不止性騷擾本身。“送奶工”的性騷擾只是激化顯明“我“所處的整個社會小圈子裡暗藏的種種矛盾的導火索和顯影劑。
“我不可以比這個男人更健壯，不可以比這個男人更瞭解我自己的運動習慣，這裡的性別意識所營造的環境永遠不允許這樣。這是一個強調”我是男人而你是女人”的國度”。
這就是傳統，在女人即使有最真實的切身體驗的情況下，她們自己的狀態也必須由男人來界定。沒有被公開的施暴和侮辱就等於什麼都沒發生，個人的感受什麼都不算。
而比起“送奶工”，更可惡的是書中的“大姐夫“不但早就開始對”我“進行騷擾，並且大肆散佈”我“的謠言。但同樣，他沒有公開施暴的罪證，就沒有人會選擇相信”我“。“我”作為一個被害人反而備受非議。
這樣的狀況不由讓我們想起去年受人關注的北大法學院女生包麗疑似被男友PUA，被逼自殺案。通過心理和精神控制的手段比之我們平時能眼見的施暴與虐待要隱蔽得多，但它卻能在隱秘處悄悄地傷害與摧毀一個人。它利用人心的軟弱抬高自身，不斷製造對方的自卑感，從而達到精神鴉片似的效果。
機能主義心理學派創始人威廉·詹姆士說：人類本質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
毀滅一個人，或許完全用不到外在的手段，只需要扼殺他的自我存在感，你需要肯定，那我就拼命否定、否定你的價值。尤其是對於長期以來我們社會地位還處於弱勢的女性來說，大環境的影響和小圈子的喧囂的都在推波助瀾地消磨我們的意志。
“我說話的時候，媽一直看著我，沒有打斷我。但是一等我說完，她就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個騙子…”
最親近的家人、最長久的朋友，無一不在這場風波中堅定地為了“保護我”而站到“我”的對立面。沒有男朋友、乃至“走路看書”都成了“我”自行挑起這場風波的確鑿證據。事件的真正根源反倒變得不重要了。
這說起來就像一個人走在路上被搶了錢包，而大家卻紛紛責怪他為什麼要帶著這麼多錢出門一樣。
聽著很荒謬，但現實中難道不是一直在上演著這樣的情節嗎？有時我們是那個被責怪的人，有時我們又作為大家的一份子，變成那個責怪的人。
《烏合之眾》裡有句話：群體只會幹兩種事——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傷害“我”，傷害女性的，何止僅僅性騷擾，可能正是以所謂大眾意志為準則的我們自己。
停止傷害，停止人云亦云，停止充當工具，停止逆來順受，女性的平等地位需要更多實際的行動。
天空都是藍色的嗎？
《送奶工》中，大部分人都籠罩著消極陰鬱的色彩，但依然有那麼幾個人是色彩明亮的，其中包括“我”的法語教師。
書中有那麼幾頁對於一堂法語課的敘述，法語老師耐心地請大家看一看落日的天空。在大家固執地面對五顏六色的天空大叫：“天空是藍色的！”時，她並沒有放棄。
“別擔心！”老師後來說道，“親愛的同學們，你們面對日落時的不安，甚至是暫時的倉皇失措，都是一種鼓勵。只會意味著進步，只會意味著啟發。請不要認為自己背叛或者毀滅了自己。”
太多的時候，我們不是看不到真實，我們的眼睛沒有問題，我們只是已經不願意承認自己可以看到與傳統不相符的東西。“不承認”成了習慣，似乎這樣就可以逃避因此帶來的一切麻煩和責任。我們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安全。
法語老師並沒有能夠成功矯正大家的答案，但已經在表面波瀾不驚的“我”眼中和心裡引起了深深的震撼。老師的職責，教育的意義，在此如絢麗的日落一般光彩奪目。
一個清醒而真實的人，即使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中，依然可以給人帶來一縷新鮮的空氣。
日落每天都有，只要某一天我們願意去看去相信自己，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官方認證的天空“應該”所是的藍色。
就像這位法語老師所做的一樣，教育需要的不是隻教會人生字和語法，也不是背誦課文。而是啟示我們，怎樣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怎樣敞開胸懷，摘掉傳統給我們的有色眼鏡，找到那些以為已經遺失的美麗色彩。
毛姆在《面紗》中寫道：當你在學一門外語，讀完一頁文章時，乍一看不知所云，直到某個詞語、某個句子給了你線索；突然間，它的意義像閃電一樣劃過你那困惑不堪的腦子。
有時候別人的啟發就像是這樣的閃電，它不一定來自老師，也可能來自任何一個看到過真相的人。或許來的時候會帶給我們驚悚，但我們卻可以藉助它撕裂暗夜，看清更多。
《送奶工》能獲獎的秘密
《送奶工》的獲獎出乎大家的意外。確實，如果光有以上所說的題材，我想《送奶工》並不足以獲獎。
從一個並不太瞭解政治背景的普通讀者的眼光來看，本書最大的亮點並不在於它講的是個怎樣的故事，而是作者安娜·伯恩斯用了怎樣的方式去講這個故事。
“這樣也可以嗎？”在閱讀此書的初始階段，我腦中好幾次發出這樣的問號，因為它跟我之前看到的書太不同了。它讓我想起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
《在路上》就是一本看著讓人頭暈的書，它採用的是所謂“記錄式”寫法，想到什麼就直接輸出，很多口語，很少分段。但它裡面的人物是清晰的，有名有姓有背景介紹。而《送奶工》不但段落長，並且書裡的人物幾乎都沒有名字，城市也沒有名字。人們的話語中充滿了隱喻和代號，像在看一出寫得不甚精緻的嫌疑劇。
耐心讀下去，我卻發現雖然作者寫的環境與大部分人的現實生活距離遙遠，卻又把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和壓抑氣氛烘托得如此真實。
在一個陽光很難照到的角落，人們噤若寒蟬，少有人去關心彼此的感受。大家都已經習慣於簡單地用身份去定義一個人，在貌似強大的不抗力中，擁有自己的名字顯毫無意義，也無足輕重。模糊的人臉讓讀者看得有點暈，它所反映的卻是書中人的與真實自我脫離的迷茫。
而她所運用的這種被我稱為“話癆式”獨白的寫作手法，真切、辛辣，又不乏冷幽默。
“至於這些說三道四的人，以及他們對我的回答的回答，我知道我正在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因為我一直想要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儘管我不想同時把自己也搞得暈頭轉向。”
《送奶工》中，作者反覆提到“我“走路看書成了大家口中嚴重的錯誤，是與社會大眾格格不入的標誌。
在我看來，作者將書作為主角的道具，更是她唯一的武器。
尤其是”我“這樣一個才18歲的少女，只有把自己沉浸在上個世紀的文學作品來逃避現實的紛擾，是沉默的抗議，也是無奈的抵禦方式。連走路時也把目光集中在書本上，正因為她能看見現實的問題，卻又害怕看到這些令自己產生“多餘”思考的東西。書本像個盾牌，又像個簾子，脆弱地阻隔在她與現實社會之間。
就如毛姆說：書是隨身攜帶的避難所。孤獨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
可就連這樣也是錯的，是不被寬容的。她除了把這些難解的煩悶在書裡暢快地一口氣宣洩出來，還能做什麼呢？
所以安娜·伯恩斯是成功的，《送奶工》的“粗線條”、“神經質”、“口無遮攔”恰好符合了這樣一位女孩的敘述風格。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的。這部小說出位的風格可以說恰好將這種糾結的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
而這位1962年出生於北愛爾蘭工人階級家庭的女作家，2001年接近40歲才開始寫作。這是她的第三本小說。
不需要刻意迎合讀者的口味，用最真實的語言，寫出最真實的感受，任何時候都不會太晚，任何體驗也都可能有人懂你，只要你有去嘗試表達的勇氣。文字不是一種裝飾和花紋，它更應該是生活本身。這是《送奶工》給我的最大啟示。
（作者：小小小小的火，與你分享每一份平凡的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