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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傑”是初唐詩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的合稱。四傑是一個富有革新精神的文人集團與詩歌流派。他們的活動時期是在唐高宗、武后之際。當四傑崛起於文壇之時，正是綺靡柔弱的詩風極盛之時，作為宮廷詩派的代表，“上官體”詩風成為當時詩界的主潮。四傑的出現開始扭轉詩壇的這種狀況。從理論上說，四傑不滿於當時詩壇上這種“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的風氣，認為這種詩“骨氣都盡，剛健不聞”，因而他們要“思革其弊，用光志業”（楊炯《王子安集序》），要以自己的創作起而“開闢翰苑，掃蕩文場”（王勃《山亭思友人序》），恢復剛健振拔的骨氣。可見，四傑一登上文壇便有著明確的目的，就是要用“骨氣”與“剛健”來改造初唐柔弱萎靡的風氣。
王勃
從創作上看，四傑的詩歌實踐了他們的主張。他們一登上詩壇就以一種剛健、明朗的風格，俊爽激越的氣勢衝擊著柔媚綺靡的詩風，給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首先，四傑詩的題材得到了拓展。與宮廷詩人們侷限於宮廷享樂生活不同，四傑的詩拓寬了詩的視野。他們或寫江山行旅之思，或抒興亡盛衰之感，或洩寒士失職的不平，或贊俠士仗義的慷慨，或吐建功立業的抱負，或寫對人生哲理的思考。這些內容在四傑以前的初唐宮廷詩中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四傑通過自己的創作也就把詩從宮苑遊宴、奉詔應制、吟風弄月、歌功頌德的狹窄範圍裡解放了出來，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
盧照鄰
其次，四傑詩中寄託著一種豪壯激越的感情。與宮廷詩人的低沉，蒼白不同，四傑詩歌的感情基調來得濃烈、壯大。例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對帝京景物作了一番極意鋪陳之後，筆峰一轉，從榮華富貴的轉瞬即逝中致慨於人世滄桑的巨大變遷，並由此而領悟了某種人生的哲理。王勃的《滕王閣詩》，通過閣中帝子與檻外長江的對比，感嘆人生的短促、盛衰的變異與宇宙的永恆。四傑詩中對人生短促的感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功業、理想的追求，“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勳”（《出塞》）。正因為時不我待，青春易逝，更激起了他們急欲實現理想的迫切心情。即便是那些傷懷贈別之作，在四傑手裡也常常表現出一種不同傳統的新特點，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楊炯
以一種開闊豪放之情慰人慰己，而略無黯然魂銷、感傷悽惻的情調。四傑詩歌中表現出來的這種昂揚、壯大、慷慨、激越的感情基調，大大提高了詩歌的品位，預示了即將到來的盛唐之音的特色。再次，四傑對詩體的完善也作了積極的探索。一方面，四傑大量使用五言近體。據統計，在他們的五言律詩中完全合律者已達到三分之二以上。可見，五律到了四傑手裡就已基本定型，並形成了規範；另一方面，四傑也致力於七言歌行體的創作，其中尤以盧照鄰、駱賓王為然。
駱賓王
七言歌行在唐初近半個世紀的沉寂之後，在四傑手中又重放光彩。他們在創作中逐漸完善了七言歌行的體式。胡應麟雲：“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詩藪》內編卷三）盧照鄰、駱賓王的名作《長安古意》《帝京篇》標誌著六朝以來的歌行體已完全成熟。作為一個聲氣相投的文人集團，四傑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他們都是少年英才而沉淪下僚。四傑中除楊炯曾官縣令外，餘皆不達。志高位卑，才大官小，這種人生經歷對他們的詩歌創作有一定的作用。
駱賓王
四傑之稱始見於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復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躍雲衢。”實際就年齡而言盧駱要長於王、楊二十多歲。因此，就實際情形而言，是盧駱首先登上詩壇對上官體發起攻擊的。盧、駱擅長七言歌行，把六朝以來的這一詩體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王、楊則以五言律絕取勝，把新的詩風進一步推展開去，在文壇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經過四傑的努力，上官體的影響日見減小。
駱賓王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上官儀伏誅，這也意味著上官體的消歇。這時，四傑的影響如日中天，他們的作品贏得了廣泛的喜愛，一時間“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鹹思自擇。近則面授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楊炯《王子安集序》）。四傑在詩壇上的影響大約持續了三十幾年，他們的功績主要在於結束了初唐詩壇上綺靡柔弱的詩風，為盛唐之音的出現作了準備。
作者介紹：我是“忘憂草8”，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