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茶必有器，古人云，器為茶之父，中國最早的飲茶器具出現在唐代，茶具不僅僅是飲茶不可缺少的器具，並且有助於提高茶的色香味，具有實用性，唐朝以來，陶瓷茶具成為飲茶器具的主流，是因為陶瓷價格便宜，煮水性能好，又能保持香氣，容易推廣。
茶具承唐宋遺風而來
唐陸羽《茶經》，承前朝將飲茶器具統稱為“器”，以示區別加工用具。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1269年)將所有飲茶用器具統稱為“茶具”。元代周密《癸辛雜記》記載“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此後明代、清代有關茶葉文獻絕大多數稱飲茶器具為茶具，沿至今日。
唐時飲茶風盛，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飲茶普及，而促進了茶具。唐初高宗時，畫家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畫卷中反映了唐時的茶具，有風爐、茶鐺、帶託的茶碗、茶碾和茶粉罐。
唐代飲茶的陶瓷器具主要是瓷壺(亦稱注子)和瓷碗。當時有三大著名瓷窯，
一是浙江餘姚的越窯，以燒製青瓷茶碗著名；
二是湖南的長沙窯，以釉下彩繪的瓷壺盛名；
三是河北的邢窯(內丘)，以燒製白瓷茶碗取勝，而且普遍採用“茶托子”，即盞託，說明瓷茶具開始配套，專用性更強。
宋朝燒製茶具的產地有福建的建窯黑瓷、浙江的處州青瓷、河南的鈞窯玫瑰紫釉、河北的定窯白瓷等。宋朝鬥茶風盛，要求“茶葉色澤貴白”、“宜黑盞”，而“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所以在茶具形制上，改大碗為小盞。盞實際是一種小碗，託口突起，託沿多作花瓣紋，託底中凹。同時鬥茶也要求茶壺“注湯利(厲)害，獨瓶之口嘴而已”，由此，宋朝的茶壺有了較大變化。
明清的“景瓷宜陶”
明朝，皇帝朱元璋“廢團茶”，於是散茶興起，使用沖泡茶葉的方法成為主流。明代文震亨《長物志》曰：“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之異，然簡便異常，天趣備悉，可謂盡茶之真味矣。至於洗茶、候湯、擇器，皆各有法。”
明代茶具簡化，由於沖茶的需要，出現了小茶壺和白盞，取代了黑盞。明許次紓《茶疏》：“其在今日，純白為佳，兼貴於小。”當時生產白瓷的汝、官、哥、宣和定窯都成為生產茶具的重要窯場，產品以宣德所產的白釉小盞最為著名，因形似雞心，又稱雞心杯。杯是一種古老的用具，但作為茶具還是明代馮可賓《岕茶箋》中才提到。
明代江蘇宜興用五色陶土燒成紫砂陶，與瓷器爭名，出現了供春和時大彬兩位著名藝人。由於紫砂壺有良好的保味功能，能吸附茶汁增積茶鏽，冷熱急變不易脹裂，傳熱慢又不燙手，成陶火度高，可直接置於爐火上，因而備受歡迎。瓷器在景德鎮又有創新，成化時的鬥彩，嘉萬年的五彩、填彩，都馳名於世。青花是釉下彩，即先畫彩再敷釉烘燒。鬥彩、五彩、填彩則是釉上彩，鬥彩是在青花器上，再加紅黃綠紫等各種彩料，釉下花紋和釉上彩共繪一體，相互爭輝。明代《帝京景物略》載，“成杯一雙，值十萬錢”。
清代的茶具以陶瓷為主，有“景瓷宜陶”的說法。制瓷業尤其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時期最為繁榮。康熙時，景瓷除以生產五彩瓷為主外，還創燒了琺琅、粉彩兩種新的釉上彩。琺琅彩瓷，是仿造銅胎琺琅器的色彩和紋飾燒製的，胎質潔白，薄如蛋殼，燒製程度相當完善。在康熙和雍正年間還創燒了一種蓋碗和蓋盞。蓋碗和蓋盞自古即有，但從文獻記載上看，清代蓋碗，尤其是在形質上與過去有很大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質地細膩、彩釉清晰、逼真、紋飾多樣化。同時宜陶在清代有更大發展，這是和清朝政治體制有關，一大批遊手好閒的八旗子弟及文人墨客，對宜興紫砂陶愛不釋手，使得一批能工巧匠應運而生，尤其是一些文人與陶匠結合，更創造了紫砂陶茶具的輝煌。
清初的陳鳴遠和嘉慶的陳曼生，所制之壺尤名於世。陳曼生是宜興知縣，也是清著名的篆刻家、書法家、畫家和陶壺設計家。癖好陶壺，藝匠楊彭年按其意生產，形成曼生壺。楊彭年制壺不用模子，信手捏成，式樣非凡；與陳曼生合作製作的被稱為“當世絕作”的“曼生十八式”，形式多樣，有“石銚式、汲直、卻日、橫雲、百納、合歡、春勝、古春、飲虹、瓜形、葫蘆、天雞、合鬥、圓珠、乳鼎、鏡互、棋奩、方壺等，每式上都有題識”。曼生壺一般由陳曼生刻銘題字，把柄上印有“彭年”小印章。
清代烏龍茶的出現，開創了一種新的飲茶方法。清施嗚保《閩雜記》：“漳泉各屬，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壺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壺，杯極小者，名若琛杯，以武夷小種為尚……飲必細啜久咀。”孟臣姓惠，江蘇宜興人，活動於明末清初(1598~1684年)，書法類唐大書法家褚遂良。其壺作品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壺多，中壺少，大壺最罕，可見是制小壺能手。
茶具的發生和發展與社會經濟文化有關，更與時代習俗、審美觀以及茶類的變化、飲茶方法有關。茶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時代精神，印刻著歷史的烙印；茶具還反映了當時的技藝水平。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主流茶具，反映了這個時期的人文精神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