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報
1984年5月，陳雲、于若木在杭州雲棲與群眾在一起。(圖片由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民以食為天”。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耕地相對不足的國家。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子恢……以自己的滿腔熱情和全部精力，積極探索，試圖為這個難題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浙江有著七千年的農耕文明，稻米曾是浙江人的驕傲。然而，三年困難時期，天災人禍無情地降臨到了這塊富饒的魚米之鄉。
1960年初冬，陳雲離京南下，經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到浙江視察，調查研究，尋求解決困難的對策和辦法。
11月24日下午，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林乎加、李豐平接到通知，來到杭州南山路上的夏家花園1號樓。
那天，身著灰色中山裝的陳雲神情凝重。省委領導到來後，互相間沒有寒暄，也沒有客套，而是直奔主題。
林乎加彙報了糧食生產和購銷的情況。陳雲說：“1958年的情況，需要再摸一摸。放開肚子吃飯，有多長時間？吃了多少？秋收粗糙，每畝地損失了多少?”
陳雲分析了造成糧食緊張的原因：“1958年農業的躍進，有個錯覺，以為糧食已經過關，沒有問題了。各地攤子鋪大鋪多了些。”
林乎加說：“現在是騎虎難下啊!”
陳雲說：“出路只有兩條：一是要千方百計增產糧食。二是大抓瓜菜、糧菜混吃。”
陳雲說：“只要能增產5000萬斤糧食，都要爭取。如，插秧機要些鋁，只要真有需要，就要下決心解決。”
林乎加說：“現在農田需要肥料，但供給不夠。”
陳雲指出：“肥料不足，是個普遍的問題，綠肥要大搞，但是單靠綠肥還不夠，要有必要的精飼料。要發展養豬事業。”
他說：“美國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幾年中，糧食增產60%，一半是靠良種，一半是靠化肥。解決肥料的方針，必須是土洋結合，有機與無機結合。”
陳雲說：“全國800噸的化肥廠，搞它一萬個。根據已經建成的十幾家化肥廠的情況，我國建800噸化肥廠的技術已經過關，比建2000噸的更有把握。”
當林乎加談到巨州化工廠合成氨一期工程建成生產，計劃以後5年每年上一套2.5萬噸的合成氨廠時，陳雲說：“要搞，不如在巨化現有的基礎上擴大，由2.5萬噸擴大到10萬噸，比5年上5個2.5萬噸的容易得多。搞2000噸不如800噸的。”
當林乎加談到農民不安心於農業的問題時，陳雲嚴肅地對省委領導說：“種糧食的收入少，農民不安心於農業，不願搞農業，是個很大的問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關鍵是要處理好國家、集體與農民的關係，發揮農民種糧積極性。”
關於糧價問題，陳雲十分明確地談了自己的見解。
他說：“價格是人為的，可以起一些調節作用。要實行合理的價格，使種糧農民能得到實惠。解決糧食問題， 單靠提高糧食的價格是不行的。必須靠三條：一是全國增產；二是多種經營；三是提高一些糧價。”
陳雲解釋說：“提高糧價作為一種輔助辦法。”
陳雲說：“還有一個出路，就是機械化，從農業中解放出一批勞動力，農產品多了，參加分配的人少了。農業的副業又有了更大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使城鄉差別縮小。”
蕭山素有花邊之鄉美稱。當李豐平講到解放後，蕭山、紹興一帶組織社會人員辦起花邊廠，生產各種花邊出口香港及東南亞國家，換取外匯時，陳雲非常興奮，鼓勵說：“要統籌安排農業副產品加工。提倡勞動力出口，農業副產品出口，蕭山花邊是一種。”
陳雲說：“農業積累值得研究。靠農業本身的積累有困難，國家必須給以支持。現在是到了工業拿出一些力量支援農業的時候了。工業、農業兩頭，一段時間側重一頭是對的。去年、前年側重工業，現在要側重農業。”
陳雲說：“計劃部門過去只管工業、交通，是蘇聯的模式，這有它的歷史原因。現在黨委天天在那裡搞農業，搞糧食。計劃、工業部門再不轉過來， 就會和黨委合不上拍，跟不上班。我主張管工業的管一管農業，管農業的管一管與農業有關的工業，像化肥、農藥、農機具等。”
關於體制問題，陳雲認為，最重要的生產力是人，是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調動人的積極性主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對頭，幹部帶頭，團結一切積極因素幹社會主義，群眾就會積極起來，農業就會上得快。
陳雲說：“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
在浙江省委領導談農業生產的問題時，陳雲說：“農業生產中的問題，主要是旱，其次是澇。有相當大面積未解決。肥，這是普遍的問題。機，包括農具。人多地少，複種數高，季節緊、勞力緊。”
談到土地問題時，陳雲談了金華地區的紅土改良，嘉興地區低地下水位問題，以及開荒、擴大耕地面積等問題。
又談到糧食問題。陳雲說：“糧食問題，沒有別的路可走。一是節流，二是開源。開源是主要的。能增產5000萬斤糧食的措施，就要幹。能增產1億斤的，要大幹，能增產1000萬斤至2000萬斤，也要抓住不放。”
關於如何增加糧食的問題，陳雲說：“第一，改變領導作風。抓實事求是，調動群眾積極性。第二，農村勞動力不再外調。第三，能增產的措施，抓牢不放。”
最後，陳雲對浙江省委領導說：“現在根本的問題是糧食。糧多，其他農產品才能多起來，輕工業品也就多了，吃、 穿、用就鬆動些了。大頭是糧食，大頭一緊，各頭都緊，大頭一寬，各頭都會寬起來。”
陳雲深入淺出且富有理性的話語，林乎加、李豐平等省委領導聽了，都情不自禁地連連點頭。
根據歷史檔案資料記載，1960年11月24日、25日、27日、29日，連著四個下午，陳雲與林乎加、李豐平等省委領導談話，瞭解情況，交換意見。
隨後，陳雲深入到青浦、紹興、蕭山、嘉興、嘉善、桐鄉等地農村調查情況，聽取農民意見，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就是機械化”、“發展多種經營”、“實行合理的糧價”、“管工業的管一管農業，管農業的管一管與農業有關的工業”等主張，對於浙江乃至全國戰勝困難，恢復國民經濟，無疑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陳雲就是這樣，尊重農民的意見、農民的智慧，在農民中尋求解決農業問題的出路。
如何提高糧食產量？杭州化肥工作座談會，陳雲尋求化肥工業的發展之路
1961年春，陳雲驅車南下，沿途他一邊考察，一邊思考……
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問題，百姓的溫飽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領導人，困擾著陳雲。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徹底擺脫靠天吃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問題，絕非易事，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怎樣擺脫困境呢？中共中央認為解決一切困難的根本措施是增產糧食，而增產化肥又是增產糧食最有效的辦法。但是，60年代初，中國的化肥工業還處在發展的雛形。沒有形成大中小型工廠相結合的生產體系，農業需要的化肥供應不上，由於當時中國缺糧，每年要花大量外匯進口，無力進口化肥，自力更生多搞、快搞化肥，是件非常緊迫的任務。
為此，陳雲曾作過許多調查研究，瞭解氮肥生產的特點和管理問題，分析原因，找毛病，抓主要矛盾，制定對策。
在如何發展化肥生產的問題上，開始，陳雲主張建設眾多的小化肥廠。以後，陳雲做了長時間的調查研究，提出利用外國先進技術搞大化肥廠，儘快把化肥生產搞上去。
當時，化學工業部準備推廣1萬噸的中型化肥廠。陳雲說：“中型廠技術上也沒有過關，還不能立即大量推廣，只能選擇上大型化肥廠。”
陳雲說：“大化肥廠無非設備、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從進口方面解決。大的過關了，搬的是外國的技術。”
陳雲說：“一方面試驗研究要敢想敢說敢做，經驗教訓是要的，老頭子頭髮白了就是碰釘子碰出來的。另一方面，必須從實際出發，要摸著石頭過河，推廣必須是成熟的東西。”
陳雲決定，召開化肥工作座談會，討論全國面臨的嚴峻形勢及化肥發展方針問題，特別是建設大化肥廠還是小化肥廠，制定出對策和措施。
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陳雲來到杭州，下榻在夏家花園。
4月4日，陳雲在杭州召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化肥小組和有關部委及地方生產部門一些負責人。
座談會上，陳雲說：“真正增產糧食還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見是多搞、快搞化肥。把加速發展氮肥工業列為工業支援農業的重要任務之一。”
陳雲指出：這個座談會就是討論為實現這個任務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氮肥廠的規模是搞小型的，還是搞大型的？第二個問題，氮肥廠建設的部署，是把現在已經鋪開的十幾個點全部列入年度計劃齊頭並進，還是集中力量分批進行，每年建成20萬到25萬噸合成氮的生產能力？
在幾天時間裡，大大小小的會議總共開了6次。經過廣泛的討論和深入的研究，會議提出了化肥工業發展的目標：就是在1962年到1964年這3年內，通過進口和國內配套生產，集中力量，陸續建設8到10個年產5萬噸合成氨廠，實現每年生產20萬噸到25萬噸化肥的生產能力。
接著，為了具體落實杭州化肥工作座談會提出的目標任務，陳雲又專門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確保氮肥廠建設和生產所需物資問題。督促化工部組織人員出國考察進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車入庫各個環節都要派專人負責。還在外匯奇缺的情況下，陳雲及時撥給了進口所需要的1600萬美元外匯。後來發現一些重要材料漏訂，他又很乾脆地同意化工部向國外補訂了一些生產材料。
根據杭州化肥工作座談會醞釀的意見，陳雲為中央化肥小組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提出了杭州座談會關於化肥工業的發展思路和目標任務。並就化肥工業的布點、氮肥廠的規模、氮肥的品種以及材料的供應等方面提出重要建議。
很快，中共中央批准了陳雲的這個報告。按照陳雲的意見，中國首先建起了衢州化工廠合成氨廠、上海吳涇化工廠和廣州氮肥廠，接著又建起了開封化肥廠等。這些化肥廠的建成投產，有力地支援了農業生產。
以後的實踐證明，陳雲的化肥工業“抓大放小”的發展決策，推動了中國化肥工業迅速發展，對困難時期增產糧食，度過饑荒做出了重大貢獻。
怎樣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陳雲倡導“包產到戶”農業生產責任制
1962年的中央財經工作會議後，終因勞累過度，心臟病復發，陳雲又一次累倒在病床上。
這年的3月10日，在於若木的陪同下，陳雲離開北京北長街71號的寓所，到杭州西子湖畔的夏家花園養病。
在西子湖畔，陳雲一邊接受治療，一邊繼續思考恢復國民經濟問題，思考恢復農業生產問題。
那天，陳雲端坐在辦公桌前閱讀文件。案頭一份調查報告映入眼簾。這是一份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
關於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問題，陳雲早就在思索著。不久前，他到浙江農村調查，發現“包產到戶”是解決困境的好辦法。便提出“留足自留地”、“包產到戶”的主張。
這份材料的內容與陳雲在浙江農村調查瞭解到的情況是一致的。為了慎重起見，他立即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再赴安徽農村，進一步深入瞭解責任田的情況。
情況很快搞清了。安徽的報告生動、真切，它有力地說明搞“責任田”是農民的一種創造，是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種好形式，責任田制度不是單幹，不是資本主義。
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徵購過頭糧，陳雲兩次約請商業部長姚依林到杭州談話。
陳雲說：“要改進統購統銷工作，實行定產、定購。對糧食產量必須估得正確，不能超過實際產量。”
陳雲強調指出：“同時必須按現有水平給農民留夠糧食 ，不徵購農民的全部餘糧，使農民在國家統購以後，還能有一定數量的餘糧。”
“為使種糧農民得到實惠，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陳雲與姚依林商議說，“要實行合理的價格，這個價格，既對農民有利，也對國家有利。”
陳雲同姚依林還商定，對生產落後的地區採取“包產到戶”的辦法。
4月中旬，陳雲由杭州去上海。恰恰這時，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彙報他在湖南韶山農村的調查情況，主張“分田到戶”。看了田家英的報告，陳雲與田家英有了共識。
陳雲說，農村要擺脫困境，“包產到戶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分田到戶’也好，叫‘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有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實行《國際歌》詞中‘全靠我們自己’的號召，儘快恢復生產。”
從滬上回到杭州，陳雲又詳細聽取赴安徽調查瞭解責任田的情況彙報。
經過長時間的調查、醞釀，陳雲認識到，農村問題，農業問題，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是個怎樣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問題。而農業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陳雲的心裡有了極其慎重的選擇：“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
無疑，這是陳雲對農業改革的最早探索和抉擇。
當時，中央的一些同志，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鄧子恢等經過調查研究，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支持陳雲的正確主張。
但是，黨內對“包產到戶”問題遠沒有形成共識。這時，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勸陳雲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
陳雲本著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不顧個人進退得失，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7月6日，陳雲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封信，陳述了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一些意見，希望與毛澤東談談。
三天後，在毛澤東的書房裡，陳雲詳細陳述了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還是要並存的，現在要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 大膽向毛澤東進言，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
“手中有糧，遇事不慌”，陳雲心繫農村、農業、農民問題
1977年7月，陳雲在杭州的一次座談會上強調：“搞四個現代化，農業放在第一位，因為農業不過關，工業就跑不快。農業問題，主要是糧食問題，糧食穩住了，其它都能穩住。糧食一漲價，其它都要漲。”
“開始不大懂這個道理。全國解放前夜，我到上海，那時物價還在上漲。我們研究後，從各地調來糧食，物價就漸漸穩定了。”陳雲說：“1953年9月，新糧上市，還是收購的少，賣出的多。我們開了10天的會，研究糧食問題，提出統購統銷。在政治局會議上，我向毛主席彙報，如果不搞統購統銷，計劃經濟就要被沖垮，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就無法順利進行。中央最後定下搞統購統銷。”
在我國進入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後，農民有了較大的生產自主權，對收益好、見效快的經濟作物感興趣，種糧食積極性不高。
陳雲及時注意到這個問題，特別提出要重視糧食生產。他說：“人是鐵，飯是鋼，一天不吃餓得慌。糧食還是第一位的，人不吃飯，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顯然，陳雲把糧食問題始終當作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
幾年後的1982年5月13日。陳雲在杭州雲棲與浙江省和杭州市黨政軍領導陳法文、許行貫、厲德馨、黎清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親切談話。談話中，他仔細地聽取省委副書記陳法文的彙報，詢問浙江省的農業生產問題。
“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其後進行的兩年“洋躍進”，使國民經濟出現更嚴重的比例失調。面對這種形勢，陳雲思考對國民經濟實施調整，注意力仍著重放在解決糧食問題上。因為他心中時刻裝著億萬中國人民的“溫飽”。
這天，陳雲對省委領導說：“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生產是個大問題。”
當時，社會上流傳“糧食生產過關”的說法，陳雲則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針對“過關論”指出：“只有手中有糧，遇事心裡不慌。糧食是天天要吃的。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糧食問題是一個事關國家全局的戰略問題 。”
陳雲語重心長地對浙江省委領導說：“民以食為天嘛!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耕地又這麼少，而且在逐漸減少，糧食生產怎麼能講已經過關了呢?”
他強調：“對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要高度重視，始終要抓得很緊很緊。從糧食的生產到糧食的消費等各個環節，都要抓緊抓好。大力增加生產，節約消費使用。”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糧食是要出亂子的，要出大亂子的。”陳雲告誡說。
陳雲是政治家，也是經濟問題的專家。關於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問題，包括糧食問題，陳雲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農村改革開放後，我國糧食供給狀況發生根本性轉變，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即使如此，似乎仍沒有哪件事情像糧食問題這樣引起陳雲的重視和關注，他念念不忘提醒人們要重視糧食生產，反覆強調“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歷史經驗。
據鐵瑛回憶，陳雲每次到浙江詢問最多、關心最切的問題是農業生產情況。一次，陳雲對鐵瑛說：“農業是基礎，要抓好，中國地少人多，靠向哪個國家買糧支援我們都是不現實的。”
陳雲說：“你當省委書記，這個工作一定要抓，要重視抓吃飯問題，各省都要抓這個問題。主席在世時常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我們對農業一定要重視，有人說糧食過關了，我看，我們這一代，不能說糧食過關了，全國平均糧食才多少?就是到了2000年，也不能說糧食過關了，中國人口多，土地少嘛!”
陳雲說：“另外，也不能向農民徵收過頭糧，這就是說，如果我們多徵2億斤糧食，就是返銷3億斤，農民也還是感覺緊張，覺得不夠吃。”
這時，陳雲問鐵瑛：“今年浙江春糧收回了多少?”
“35億到36億斤”。鐵瑛回答。
陳雲說：“過去我在嘉興、青浦搞過調查，我是不贊成一年三熟制的，贊成兩熟。現在這樣看來，浙江三熟制還是好的，是可以的”。
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個時期浙江糧食、棉花連續幾年獲得豐收。這時，有人提出糧棉多了。聽了這一情況，陳雲十分憂慮。他語重心長地說：“按我的經驗，十年中，往往是四年平年，三年增產，三年歉產。今年豐收了，哪有每年都豐產、增產的道理呢?!不能再折騰了，要重視農業，重視糧食問題，民以食為天嘛!”
陳雲指出：“我們的財政應該是，一是吃飯，一是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首先保證吃飯，另外建設，看每年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如果光搞建設，群眾生活過不下去了，這不行……”
陳雲的話，無疑，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鐵瑛回憶說，以後，陳雲又多次諄諄告誡我們：要注意糧食。糧食一定要有人管，這是周總理早已定了的。鋼鐵是硬的，我看糧食更硬。
無論是糧食供需矛盾尖銳時，還是糧食情況相對寬鬆時，陳雲始終把糧食問題當作關係國家全局的大事，抓緊不放。毫無疑問，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特別是糧食的安全生產問題，在陳雲心中的位置是多麼的重要啊!
如今的中國早已告別了短缺的年代，但歷史不會忘記那個年代領袖們為此做出的艱辛努力。
（作者系省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秘書長、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巡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