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曾不止一次被拍到給蹲守在家門外的記者端來茶水的景象，但這位首相和媒體並不總是如此“舉案齊眉”，事實上，當新冠疫情在英國造成的死亡激增時，首相和媒體的關係再度陷入水深火熱。
上週，感染新冠的首相康復後首次面對記者，在發佈會的開場他回答了一位市民的提問：一位來自康沃爾郡的市民米歇爾問他，當封鎖解除後，要是有感染新冠的遊客去她所住的海濱地區旅遊，會不會帶來危險？
“米歇爾，你說的太對了。”約翰遜回應，“我們必須要讓旅遊業重新恢復，但不能一下子讓那麼多遊客大量湧入，給我們帶來第二波疫情。”
隨後他接受了BBC和全國性報紙記者的提問。記者們的提問堪稱審問，而他則含糊其辭。約翰遜政府與許多新聞媒體的關係從來都不融洽，但隨著死亡人數上升，政府對危機的處理受到了來自媒體更嚴格的拷問，這種關係已經成了公開的不合。
約翰遜政府的文化部長最近指責BBC在報道醫院防護用品短缺問題時有失偏頗；衛生大臣則激烈指責《倫敦泰晤士報》誤導了關於保護老年人的政策；首相府貼出了長篇的駁斥文章，用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官員口吻，洋洋灑灑批駁報紙上關於政府處理疫情不當的報道。
甚至政府面向公眾、接受公眾提問的每日新冠疫情簡報——兩週前首相府剛剛推出這項舉措，這種做法令記者陷於困惑——也被批評人士視為一種手腕，目的是扭轉政府和記者之間的攻守關係。相比於普通民眾的提問，記者刨根問底的問題很容易讓人覺得記者心胸狹窄和小家子氣。
“這個做法把政府和民眾放在媒體的對立面，與此同時，媒體正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要求政府承擔起責任。”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獎學金項目主任米拉·塞爾瓦(Meera Selva)說。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小規模的不合只是延續了政府此前和新聞媒體之間的對抗，早在去年12月英國大選前，這種敵意就已經根深蒂固。首相府玩的這套把戲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公投脫歐運動，他們通過控制信息流、塑造敘事、煽動民粹情緒來反對新聞媒體。
“政府釋放的信息裡再次摻雜了民粹主義言論。”英國外交政策小組主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訪問學者索菲婭•加斯頓(Sophia Gaston)表示。 “非常顯眼。”她補充道，“這暗示了政府和媒體之間的信任已經崩潰。”
從大局來看，英國政府玩的這些小把戲，目前還不清楚是否奏效。路透社新聞研究所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公眾對BBC的信任度很高，對其他廣播公司的信任度略低。民眾對報紙的信任度差一些，但這在疫情發生前本就如此。
然而，一旦涉及政治，公眾對於新聞媒體的態度事實上分裂得更厲害。路透社在週二發佈的一項研究中稱，他們發現公眾在被問到“媒體批評政府應對危機不力的態度是否過激”時，29%的人選擇了“批評過激”，30%的人選擇了“批評得還不夠”，28%的人選擇了“恰到好處”。
在說新聞媒體批評過激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自我認定為右派，而在說新聞媒體不夠挑剔的人中，有相當多的人稱自己是左派。
“我們開始看到一種和美國很相似的兩極分化。”牛津大學政治傳播學教授、路透社研究所所長拉斯穆斯•克萊斯特•尼爾森(Rasmus Kleis Nielsen)說，“這是政府要對媒體反攻倒算的跡象。"
儘管約翰遜首相和新聞媒體之間經常爆發敵意關係，但和現在的盟友、曾經的對手，他的內閣部長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一樣，他們初入職場時都曾在媒體工作過。
在大選期間，左翼的《每日鏡報》被禁止乘坐約翰遜先生的競選大巴，在他大獲全勝後，他領導的新政府以“曾經含糊其辭地指責新首相有偏見”為由抵制了BBC的兩個新聞節目。受到首相府青睞的記者在參加獨家新聞發佈會時，還和不偏不倚的政治記者之間爆發了不合。
這種衝突關係曾經在新冠疫情早期時有所緩和，其時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而首相本人則因感染了病毒住院治療贏得了同情。
但隨著質疑政府表現之聲越來越多，更多的負面報道見諸媒體之上，其中包括：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調查顯示，約翰遜缺席了處理疫情早期階段的緊急委員會的五次會議。BBC的“全景 ”節目則曝光了衛生工作者的口罩、手套和其他裝備的嚴重短缺。
在反對黨工黨選出領導人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後，唐寧街變得更加敏感。斯塔默指責政府對危機反應遲鈍，並因這種認真細緻的質詢而贏得了讚譽。
緊張的情勢在另一個方面也有所表現：政府在接受一個名為“突發事件科學顧問團(SAGE)”的秘密科學小組的建議應對疫情。批評者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公佈這個委員會成員的姓名但遭到了拒絕，理由是保密對他們的安全和獨立性很重要。
週一，由前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大衛·金(David King)領導的另一組科學家，高調抗議SAGE缺乏透明度。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 “獨立的SAGE ”的小組，並召開了一次關於疫情的會議，還在YouTube上進行了直播。毫不出人意料地，這些科學家們批評了政府對疫情的處理方式。
為了不受制於人，政府在持批評態度的科學家開會時公佈了SAGE成員的名字，僅有兩人因為不願曝光而拒絕給予披露許可。這份名單本身並沒有什麼令人驚訝之處，成員包括了國家衛生服務部門的官員、內閣部門的科學顧問以及牛津、劍橋和帝國理工學院的學者。
為政府辯護的人抱怨說，和SAGE針鋒相對的幾位科學家要麼是一貫批評約翰遜的，要麼就是工黨的支持者。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訪問學者加斯頓說，在每日新聞發佈會上引入“人民問題”也是為了減少新聞媒體提問的機會。但她表示，這不大可能對政府產生什麼幫助（僅僅是迴避問題而已）。
正如本文在開篇時描述的，約翰遜在回答來自康沃爾的米歇爾(Michelle)的問題時，和回答記者的問題時一樣含糊其辭。一些人預測，政府通過詆譭新聞媒體與公眾聯繫的努力最終會適得其反。
“（約翰遜政府）不是一群對言論自由或問責制有任何誠意的人。”金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布賴恩·卡斯卡特(Brian Cathcart)說，“這是一場很難處理的危機，我覺得他們已經陷入無法妥善處理危機的困境，而他們的應對措施卻是對媒體發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