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的後唐天成三年（929年）十二月，割據荊南的高季興病故，終年七十一歲，長子高從誨繼位後。
一直善於事大的高季興卻在晚年與後唐鬧翻了，甚至斷絕了朝貢。繼位的高從誨一直不贊成父親與後唐對立，“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對於父親臣服楊吳的策略，他不以為然，認為“唐近而吳遠，非計也”。繼位之後，高從誨極力修復與後唐之間的宗藩關係，通過楚王馬殷和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兩個渠道，向後唐輸誠，請求“復修職貢”。
天成四年(930年)六月，高從誨以從前後唐所授官職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的身份，上表朝廷，請求內附，“上章首罪，乞修職貢，仍進銀三千兩贖罪”。如此卑微的姿態，終於獲得李嗣源的寬宥，當年七月，即授高從誨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夾縫裡的荊南
高從誨嗣位之初，楊吳政權也下詔任命其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但是，既又臣服後唐，就需要斷絕與楊吳的臣屬關係。長興元年（930年）三月，在得到後唐允准的前提下，“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
長興三年（932年）二月，後唐賜高從誨襲爵渤海王。清泰元年（934年），後唐朝廷又冊封高從誨為南平王。終後唐之世，高從誨都是恪守臣節，謹事朝廷。“事大以保其國”成為高從誨對外的基本政策，“禮鄰藩，奉朝廷”是當時弱小藩鎮的主流立場。
石敬瑭建立後晉之後，荊南高從誨雖然表面也是繼續稱臣朝貢，但是暗地裡卻有所圖謀。石敬瑭曾派翰林學士陶榖為高從誨生辰國信使，高從誨在江陵望沙樓宴請陶榖，大陳戰艦於樓下。如此炫耀武力，明顯是向後晉朝廷秀肌肉。
但是，高從誨卻說：“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似乎是為了配合後晉征伐吳、蜀，其實當時的石晉政權能安定北方就算不錯了，哪有解決吳蜀的精力呢？陶榖將此事回報給石敬瑭，石敬瑭表面是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其實不過是穩住而已。
後晉和後漢時期的荊南
高從誨的“事大”政策帶有很強的機會主義色彩，一旦中原王朝出現動盪，荊南就會向新主效忠，果斷改換門庭。契丹出兵滅後晉之時，險有入主中原的可能，高從誨立即“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當太原劉知遠有崛起取代石晉之趨勢時，荊南高氏“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高氏之“事大”乃是尊奉一切強於己之政權，當初為向後唐輸誠，高從誨曾斷絕與楊吳之往來。楊吳權臣徐知誥（李昪）尚未代吳之前，密切關注其政局的高從誨就“遣使奉箋”勸其即皇帝位。南唐建立之後，高從誨亦遣使稱臣。
高從誨稱臣同樣也是功利主義的，劉知遠在太原即帝位後，荊南立即“間道遣使奉貢”。但是，這種奉貢是有條件的，高從誨要劉知遠許諾中原穩定之後，將原先後唐不給的郢州劃給荊南管轄。未定汴洛的劉知遠先是答應了，待到入主汴京之後，卻有反悔。於是，高從誨怒而與後漢翻臉，“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於吳，西通於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己。”
《資治通鑑》中論及高從誨向各國稱臣，“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其實，高氏荊南稱臣諸國，並非只是貪圖賞賜，而是處於群雄紛爭格局中的一種求存之術，處於四戰之地的荊南政權得以存在五十餘年，與這種策略有著莫大關係。
《十國春秋》
除了卑事大國，高從誨也是一個善於任用賢能，善治政事的合格執政者，梁震、孫光憲皆是其任用之能臣。吳任臣的《十國春秋》稱讚高氏君臣，“南平起家僕隸，而能折 節下賢，震以謀略進，光憲以文章顯，卒之保有 荊土，善始善終，區區一隅，歷事五主，夫亦得士力哉”，近人呂思勉先生更是稱讚高從誨為“五代時之賢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