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四川護士趙英明和丈夫蔣昊峻的故事給宅在家中的人們帶來了很多歡樂和溫情。故事的發展猶如連續劇：先是丈夫在妻子出征湖北時承諾——妻子平安歸來，他便包下一年家務。後是丈夫給妻子直播在家中的各種忙碌情景……等到趙英明凱旋歸家，發現丈夫居然瞞著她買了一臺掃地機器人“代勞”。
在殘酷的疫情面前，趙英明夫妻之間的“撒糖”互動中不乏幽默，尤其是“四川男人‘耙耳朵’”的梗，著實讓人忍俊不禁又心生溫暖。
時間總惹人感慨。很難想象，就在四川，81年前，為了面子，父親當眾殺害親生女兒卻被視為無罪；再往前數20年（1919年），21歲的趙五貞因反抗包辦婚姻自殺而亡……近百年間，中國女性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今天，當我們笑談一對中國尋常夫妻在不尋常時刻的趣事時，也別忘記一部事關重大的法律於70年前的5月1日起正式實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於1950年4月16日公佈，5月1日實施。圖源：人民日報
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型婚姻制度，不僅為婚姻登記機關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更是為之後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強的法治基礎。
為什麼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會是《婚姻法》？
文丨關山遠
編輯丨王乙雯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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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面子，他當眾殺死了親生女
1945年夏天，女大學生沈寶媛在四川成都郊區聽到了一個恐怖的故事：父親當眾殺害親生女兒。
沈寶媛就讀於燕京大學（當時內遷成都辦學）社會學系，1945年，她來到成都郊區一個叫“望鎮”的地方做田野調查，翌年她寫下了調查報告《一個農村社團家庭》，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2017年，四川籍歷史學者王笛以沈寶媛的論文作為核心資料，寫出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一書。沈寶媛的論文與王笛的新著，均重點收錄了“親父殺女”的恐怖故事，後者還將其作為全書之開篇。
圖為沈寶媛畢業論文的封面 圖源：沈寶媛《一個農村社團家庭》，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1946年
殺人者名叫雷明遠，是望鎮的一個佃戶。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當地“袍哥”的副首領，江湖上的“副舵把子”。【注：在四川的哥老會成員被稱為袍哥。袍哥會是清末民國時期四川（包括現在的重慶）、雲南盛行的一種民間幫會組織，在其他地區被稱為哥老會。】他那被自己親手殺害的女兒叫淑清，讀了幾年私塾，待字閨中。那時候，淑清情竇初開，認識了一個來家裡做裁縫的男青年。人們無從知道他倆的關係究竟到何種地步，但一時間卻流言四起，“有人甚至還在傳說著他們曾幹過不名譽的事”。雷明遠聽說後，勃然大怒，喊打喊殺。
兩個可憐的青年被嚇得躲到成都城中的裁縫父母家裡，雷明遠便帶著他的“袍哥”兄弟，將這兩人押解回鄉，在家裡綁上繩子後，又押往河邊。《一個農村社團家庭》的報告中記載了恐怖的場景：
“年輕的一男一女被繩綁著走在前面，第二個跟著的是拿著槍的父親，第三個是拿著蠟燭、紙錢，哭泣著的雷大娘（注：雷明遠的妻子，淑清的繼母），隨後跟著的是社團中的幾個兄弟。”
“臨刑之前，父親說了：‘大女，沒事就不要回來啊！’‘是。’父親又說：‘不要回來把屋頭弄得乒乒乓乓的呵！’‘是。’‘你要報仇就去找那個害你的，不要找我！’‘是呵。’年輕的女兒依然埋著頭硬氣地回答。”
“嘭的一聲開槍了，先被打倒在河裡的是那個男孩，緊接著的第二聲便是女子也被打下了河，街坊中有兩個好心的在叫了：‘能救起人來的，我願意給錢，我願意給錢。’‘請大家做做好事罷！’然而，在河裡跳下去的兩個弟兄，反而把女孩的頭更死命地往水底壓著，他們好像對死者有宿怨一般，河水急急地奔騰著，沖走了這一對人世間的怨男怨女，這一對舊禮教所淹埋的可憐蟲！”
在今天的年輕人眼中，這個恐怖的故事簡直匪夷所思，但此事卻是當年真實的存在。更恐怖的是，此類殘酷的私刑，在當年卻無人質疑。沈寶媛寫道：“沒有人感覺到這事的過分嚴重，他們覺得這種處置是不容非議的，沒有人想到雷大爺是犯了刑事案。”“望鎮的‘袍哥們’對於女人們的觀念是看得非常嚴格的，他們不喜歡地方上比較有自由思想的女人，浪蕩的女子那更是他們的眼中釘……”
雷明遠殺女一事，發生在1939年，民國已成立28年。今人說民國，總會提起那些敢愛敢恨甚至愛得驚世駭俗的女子，譬如蕭紅、丁玲、陸小曼、張愛玲、董竹君、張幼儀、林徽因……但在她們耀眼的光環之外，卻有著無數沉默的無法反抗悲劇命運的女性，譬如雷淑清。
實際上，民國是一個精英群體與普羅大眾如油水分離的年代。精英群體尋求自我解放的同時，普羅大眾仍在延續千年的封建制度慣性之下掙扎呼號。中國封建制度的一大可怕之處，就是對女性的壓迫，她們脖子上套著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毫無自主地位。
魯迅先生筆下的祥林嫂最為典型：一個勤勞、善良、質樸的女性，被暴力逼迫改嫁，丈夫死後，只能靠未成年的兒子才有在家族中生存的合法地位。兒子夭折後，“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只能再出來做下人，卻被人視為“不祥”。她用自己的血汗錢，去廟裡捐門檻，試圖要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可悲的是，
祥林嫂並不知道，真正的罪孽源是黑暗的封建制度。2 趙五貞的悲劇，激怒了青年毛澤東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自當年5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
《婚姻法》公佈後，毛澤東曾講了一段非常經典的話:“《婚姻法》是關係到千家萬戶、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遍性僅次於憲法的國家根本大法之一。”
20世紀50年代，北京市基層工作人員在街頭書寫宣傳婚姻法的板報。
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新中國“偉大預演”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佈的第一批法律法規中，也有“婚姻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11月27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當選為副主席。翌日，毛澤東與項英、張國燾簽署頒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暫行婚姻條件的決議指出：“目前在蘇區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礎，應確定婚姻以自由為原則，而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與買賣的婚姻制度。”
毛澤東這兩次在簽署自己名字的時候，肯定想起了一個人：趙五貞。
趙五貞也是一個悲劇女性。1919年11月14日，21歲的新娘趙五貞在花轎內割喉自殺，震動了長沙城。趙五貞知書識字、性情溫和，是個好姑娘，卻死於封建包辦婚姻。當年夏天，同街吳家向趙家求婚，吳家主母以悍惡著稱，吳家公子已年過三十，又是二婚，趙五貞愀然不樂，但她父母貪圖吳家豐厚聘禮，許下了這門婚事。出嫁前，趙五貞心事重重，家人雖有所警覺，母親姐嫂滿身搜查，卻遺漏了綁腿，那裡藏著趙五貞準備好的刀子。花轎快抬到吳家時，轎伕發現轎內鮮血淋漓，趙五貞已割喉自殺……令人憤懣的是，趙五貞入殮後，地方檢察官硬於棺木上貼一“吳趙氏”的封條。
此事激怒了青年毛澤東，從11月16日到28日，他在長沙《大公報》和《女界鍾》連續撰文10篇，猛烈抨擊封建禮教和社會之惡。《毛澤東年譜》上收集了這10篇文章的標題，分別是《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問題》《女子自立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
圖為1919年11月湖南《大公報》發表的毛澤東《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 圖源：中國青年網
毛澤東認為：趙女士自殺，是由於“三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堅重圍著，求生不能”。“這事件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他怒斥了封建社會的腐朽和傳統的婚姻制度弊端：“社會里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毛澤東大聲疾呼：“全中國的青年男女諸君！你們都不是些聾子瞎子，眼見著這麼一件‘血灑長沙城’的慘事，就應該驚心動魄；有一個徹底的覺悟。你們自己的婚姻，應由你們自己去辦。父母代辦政策，應該絕對否認。戀愛是神聖的，是絕對不能代辦，不能威迫，不能利誘的！”
彼時的毛澤東，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憤怒青年”了，他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來思考中國社會問題。1939年，毛澤東在陝北時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過：“到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馬克思主義是“改變世界”的理論，也是人的解放理論。沒有婦女解放和進步，哪有人類解放和進步？中國婦女不解放，又何談中國人的解放？
這是理解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為何是《婚姻法》不可忽略的背景。
3 宣傳貫徹《婚姻法》並非易事
1951年12月22日，轟動山西的殺妻案主犯靳書田被槍決。
靳書田時任趙城縣（1954年與洪洞縣合併為洪趙縣，今為洪洞縣趙城鎮）四區區委書記，此人膽大心細、辦事利索，前途一度被看好。但他在擔任領導職務後，見了世面，開始厭倦比自己大三歲的老婆劉奎女。但劉奎女不肯離婚，靳書田害怕被說成陳世美而耽誤前途，於是起了殺妻之心。從案件過程可以看出，此人心機縝密，反偵察能力極強：他當天從區政府到了基點村，先偽造了自己不在場證據，然後潛回自家所在的高崖村。走了五十多里地，可見其腳力甚健。殺妻後，靳書田還在村裡書寫了反動標語，扔了三顆手榴彈，又連夜返回基點村，把殺妻案精心偽裝成一起反革命殺人案。當時縣公安局抓了七人，決定先槍決五人，臨刑前夜，參與偵辦此案的山西省檢察署副檢察長金長庚獨持異議，堅持要再做調查，使五人免於一死。金長庚親下高崖村，細察案情，最終將真兇靳書田抓獲。
此案在當時影響極大，山西聞喜黨史網寫道：金長庚受到中央檢察署通報表揚，還被洪洞人民譽為“金青天”。此案也成為新中國《婚姻法》貫徹實施宣傳中的反面教材。
《婚姻法》是對舊中國社會盛行的包辦婚姻和干涉婚姻自主舊制度的徹底否定，對封建習俗構成了顛覆式衝擊，可想而知在當時背景下貫徹執行之難度，有些農民甚至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塗了”。1951年9月26日，政務院發出《關於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指示》，10月下旬，最高法、最高檢等19個單位派人組成《婚姻法》執行情況中央檢查組，分赴全國各地進行歷時兩個月的檢查，結果如何？相關資料寫道：“華北及山東等老解放區執行婚姻法的情況較好，但在華東、中南、西北等新解放區，特別是邊遠地區，貫徹婚姻法很不夠，包辦婚姻和早婚現象仍嚴重存在，童養媳陋俗、蓄婢納妾的惡習還有保留，婦女被虐待或因婚姻問題自殺、被殺的現象仍然存在。”
1953年4月2日，北京被服廠第四縫紉部是貫徹婚姻法的試點部門，青年李作斌自由戀愛的故事作為正面典型以連環畫的形式被廣泛宣傳。
這個檢查結果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要求集中開展貫徹《婚姻法》運動。中央還明確指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從人們思想中消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關於婚姻問題方面的封建意識，需要有“長期的、細緻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採取粗暴急躁的態度與階級鬥爭的方法。所以，工作方法是，一方面開展宣傳和執行婚姻法的群眾運動，另一方面對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有違反婚姻法行為的幹部群眾，以批評教育為主，但對極少數虐待虐殺婦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造成嚴重後果的犯罪分子，則須依法懲處——靳書田無疑屬於依法懲處的一類。
1953年3月，是“全國開展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除少數民族地區和尚未完成土改的地區外，各地都把貫徹實施婚姻法作為這一個月的中心工作，轟轟烈烈，家喻戶曉，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社會動員的強大能力。
1953年3月22日，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宣傳貫徹《婚姻法》遊園大會，兩名青年在觀看宣傳小冊子。新華社發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國開展的宣傳中，《小二黑結婚》《劉巧兒》《白蛇傳》等倡導自由戀愛的文藝作品產生了巨大影響，一些延續千年、看似堅不可摧的陋俗，卻被新中國的強大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勢滌盪一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是封建婚姻制度的“鐵律”，然而，評劇電影《劉巧兒》中一句石破天驚的唱腔，瞬間成為時代最強音：“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誠如毛澤東自豪之語：“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4 “婦女能頂半邊天”，一個理解新中國的最佳角度
1959年11月，第一批13臺國產的東方紅拖拉機開進黑龍江省，歡迎儀式上，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駕駛著東方紅拖拉機開在最前面，她的這張照片隨即紅遍中國。1962年，第三套人民幣發行，一元券正面的“女拖拉機手生產圖”，就是梁軍。
梁軍資料圖片 圖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梁軍本人，堪稱新中國女性獨立自主故事的最好代言人：1930年，梁軍出生於黑龍江省明水縣，小小年紀就被父母作為童養媳給賣出去了，1945年黑龍江解放，1947年土改，梁軍也獲得解放，擺脫了童養媳的命運。她努力爭取到了德都萌芽鄉村師範學校學習的機會，1948年2月，黑龍江從蘇聯進口了一批拖拉機，在北安舉辦拖拉機手培訓班，分配給萌芽學校三個名額，梁軍第一個報了名——培訓班七十多個學員，只有她一個女生。
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新中國開墾北大荒，梁軍駕駛拖拉機馳騁在的原野上，篳路藍縷，不知疲倦。後來她考上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與同學王佐之自由戀愛、結婚，一生恩愛。昔日的童養媳，如今做了自己命運的主人。
梁軍的故事說明：廣大婦女要真正獲得解放和提高社會地位，最終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早在1919年，毛澤東評價趙五貞悲劇事件時就指出：婦女解放的首要條件是經濟獨立，“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這便是女子被壓制不能翻身的總原因”。魯迅先生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有一個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說：“夢是好的”，然而，“錢是要緊的”，在沒有經濟大權的情況下，尋求解放的女性，即便出走也不外兩種結局：一是回來，一是餓死。
新中國成立後，一方面，《婚姻法》給婦女解放賦予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娼妓制度被取締，社會痼疾得以掃除，婦女以主人翁的姿態廣泛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她們的聰明才智被極大地釋放出來。著名作家老舍曾撰文《最值得歌頌的事》：“今天的青年姑娘們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她們健壯、美麗、勇敢，什麼也不怕。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能聽到她們的笑聲。在千古積雪的天山下，在人跡罕至的深林裡，我們都能遇到她們，或騎著駱駝去勘探地下的寶藏，或短袖輕裝蒐集動植物標本。在北京的大街上，女警察在扶老攜幼穿過馬路、指揮交通……我們今天的婦女的確不但什麼都能幹，而且什麼也能幹得好！”
同時，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取決於她們的文化素質。毛澤東認為：“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在上世紀50年代的全民掃盲熱中，婦女是主力：婦女識字班、夜校比比皆是，掃盲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深入人心，在短期內改變了中國文盲大國的歷史，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蹟。
隨之來到的，是中國女性對政治的積極參與。1954年9月，時任山西平順縣西溝村農業合作社副社長的申紀蘭，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她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議，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
在今天的貴州省息烽縣堡子村，有一個特殊的“半邊天文化陳列館”：1955年，堡子村《在合作社內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一文被收錄在毛澤東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併為該文題寫了 “這篇文章不長，容易看，建議各鄉各社普遍照辦！” 的編者按。之後，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十三陵水庫接見參加建設的“燕子工作組”時指出：貴州堡子的婦女提出“男女同工同酬”，你們今天的行動就是在踐行同工同酬，現在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了！
“婦女能頂半邊天”——這是一個新世界的豪邁宣言，這也是一個理解新中國的最佳角度。
5 婦女解放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70年間，新中國《婚姻法》經歷了1980年和2001年的兩次修改，見證了社會進步，又推動了社會進步。但在今天，婦女解放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在中國，無論是家暴還是女大學生就業，仍然提醒人們：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尚需努力。
來自全國各地的60對新人在長江三峽截流紀念園參加集體婚禮。
70年過去了，漫長而又短暫。套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名言“一個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她是變成女人的”，70年來，中國的女人多次變化、多次被塑造，曾經性別模糊，如今迴歸多姿多彩。
70年後的今天，這個艱難的春天即將過去，無論是趙英明所代表的馳援武漢的女性醫護人員，還是被製作成“門神”形象的李蘭娟院士，都在重申：在中國，婦女能頂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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