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偉
1949年新中國剛剛建立，上海的不法資本家就開始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起經濟挑戰，而上海資本家是有全國影響的。共產黨與上海資本家打經濟仗已經不可避免。而共產黨同上海資本家打這場經濟仗，是陳雲指揮的，他在上海靈活運用多種經濟手段同資本家進行經濟鬥爭，終於打勝了這場開國經濟仗。對於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這場較量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陳雲掛帥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籌備建立新中國時，面對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長年的戰爭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生產力，已經使中國的經濟崩潰。當時，全國到處是戰爭創傷，工廠停工，交通癱瘓，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十分困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了自己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的嚴峻性。早在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說過：如果我們在生產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資產階級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經濟工作的困難。但他們卻願意看共產黨的笑話。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會打仗，會搞政治工作，但在經濟方面、管理城市方面，只能得零分。他們想趁共產黨不懂得經濟之機，搞亂經濟，趁亂撈一把，在經濟方面給共產黨一個下馬威，進而把共產黨擠出城市。因此，資產階級在解放軍一進城，就向共產黨發起了挑戰。
首先也是主要向中國共產黨發起挑戰的是上海資本家。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主要在上海。上海的資本家的勢力很大，他們控制了上海的物資、貨幣、國內外貿易，從而形成了這樣的局面：上海的政權在共產黨手裡，但經濟則完全掌握在資本家的手裡。上海資本家利用他們手中掌握的經濟實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起了猖狂進攻。他們操縱貨幣市場，不讓新生政權發行的貨幣進入上海；他們操縱糧食、棉花等重要物資，囤積居奇，盤剝百姓；他們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通貨膨脹，從人民身上壓榨血汗，從而挑起了一場經濟仗。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委員合影。前排左六為陳雲。
在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面前，共產黨必須在資本家集中地上海接受資產階級的挑戰，在經濟上打勝這一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腳，並進一步穩定全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共產黨要在上海打這一場經濟仗，選誰去當統帥？已經內定擔任新中國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對此考慮了很長時間。經過慎重考慮，他選定了陳雲。
周恩來對陳雲很早就熟悉。早在30年代初，周恩來就認識了陳雲。當時陳雲在上海開辦一些商業機構，為黨籌措經費，就很有經濟頭腦。他經營的商業企業賺了很多錢，都交給了中央，為此，陳雲還受到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表揚。周恩來對陳雲的善於搞經濟活動十分讚賞。陳雲在延安時期雖然任中央組織部長，但對於邊區經濟工作也做出不少貢獻。特別是陳雲在東北解放後接管大城市很有創造性，在他的領導下，東北各大城市很快就恢復並發展了經濟，他還在蘇聯幫助下，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東北經濟建設計劃，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周恩來對陳雲的善於理財十分欽佩，在做出許多重大經濟方面的決策之前，都去電報徵求遠在東北的陳雲的意見。
因此，在考慮指揮同上海的資本家打經濟仗主帥的人選時，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了陳雲。而毛澤東也對陳雲特別賞識。這樣，中央去上海領導共產黨同資本家打經濟仗的人選就確定了下來。
陳雲掛帥後，做的第一個工作是建立同資本家鬥爭的大本營。當時，中央已經決定建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由陳雲負責。陳雲認定，中國急需這樣一個經濟領導機構，容不得慢慢騰騰，他果斷決定，把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並，組成中財委。這樣，經過很短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工作，7月12日，中財委就正式成立了，辦公地點在北平城東的九爺府。中財委的成立，使中共中央有了一個同資本家鬥爭的經濟領導機關。陳雲就是這個領導機關的主帥。
面對嚴峻形勢
出任中財委主帥的陳雲，面對的是嚴峻的經濟局勢。1949年，中國已經經歷了長期戰爭，經濟上百孔千瘡。糧食產量大幅降低，大批工廠關門或者陷入停頓狀態，物資極為缺乏，物價大幅度上漲，城市裡大批工人失業。而在1949年，正當中國共產黨籌備建立新中國時，偏偏遇上了較大的自然災害。這一年的夏季，中國許多地方發生了大洪水，大批農田被淹，許多農民流離失所。這使剛剛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面對著十分糟糕的經濟狀況。許多經濟指標1949年同歷史上最高生產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了70%，農業下降了25%，糧食總產量極低，人均國民收入僅僅27美元，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經濟問題最突出的是江浙地區。江浙地區本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但由於長期經歷戰爭，加上蔣介石在逃臺前大肆掠奪，使這一地區物資特別缺乏，工廠沒有開工的資金，大批企業無法生產。上海的情況更突出，煤的存量只夠一個星期，棉花和糧食的存量不足一個月，在13647家企業中，開工的只有四分之一，過去排在亞洲前列的上海棉紡織企業，每週開工只有三天。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陳雲。
上海多次出現大幅度的物價上漲；金融業陷入了混亂狀態。上海是金融資本集中的地方，金融投機商趁機操縱金融市場，造成金融危機。許多商店拒收人民幣。銀元則被金融投機商所控制。那些反對新中國人民政權的人高興地說：共產黨在經濟上佔領不了上海，人民幣會被擠出上海。一些人對共產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懷疑，說共產黨在軍事上能得80分，在經濟上只能得零分。特別是上海的投機商，企圖利用共產黨剛剛建立人民政權不久，百廢待興，忙於穩定社會之機，大撈一把。他們搞金融投機，控制物資市場，企圖把上海經濟搞亂，他們好趁機左右上海經濟，使共產黨無法管理經濟。這樣，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了上海，共產黨也建立了人民政權，但就經濟來說，上海是他們的天下了。正因為我們面對的形勢很嚴峻，上海資本家又有很強的經濟實力，他們才敢與共產黨在經濟上較量。
毛澤東也認識到由陳雲掛帥去打這場經濟仗的艱鉅性，當年，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這是一場不下於淮海戰役的鬥爭。
銀元之戰
中財委一成立，陳雲馬上把精力投放在上海方面。7月19日，陳雲啟程赴上海，指揮新生的人民政權同上海資本家打經濟仗。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後，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原來，上海一解放，陳雲就決定，多發行一些人民幣，使用在上海方面，通過購買上海方面的物資，使人民幣進入上海，最終成為上海的權威貨幣。與此相配合，中央命令上海軍管會在上海發佈命令：從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為了照顧人民的困難，准許金元券在上海市面上暫時流通。同時，陳雲領導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務就是用人民幣兌換金元券，比例是1：10萬。陳雲原來設想，通過用人民幣兌換金元券，人民幣很快就會佔領上海。
但上海的資本家不歡迎人民政權，不甘心他們的經濟特權受到損害，他們耍了一個花招：先不動聲色，讓人民幣兌換金元券，等人民幣兌掉了金元券後，再用黃金、白銀、美元打擊人民幣，使人民幣也走金元券的路，變成一堆廢紙。當人民幣基本兌換掉金元券後，上海資本家採取了兩招：一招是利用銀元倒換人民幣，他們掌握大量銀元，任意提高價格，進行投機，由於他們囤積了大量銀元，一塊銀元一轉手，即可獲得人民幣160多元，使人民幣和銀元之間的比價一漲再漲，造成人民幣貶值。另一招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銀元交易的形勢。在他們的操縱和宣傳下，上海各商業機構一時間都只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只收銀元。這就使人民幣幾乎成了不能使用的東西，其信用大大降低。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早晨發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來多少。上海資本家就是想用這兩招，擠垮人民幣。
◆1949年，在上海街頭銀圓交易的情景。
陳雲清楚上海資本家的用心，也知道打勝銀元之戰的重要性，他一開始想用拋售銀元的辦法，穩住市場。他調來10萬銀元拋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機分子吃了進去，不但沒有穩住市場，反而虧了10萬銀元。這時，資本家暗暗高興，認為陳雲來上海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經歷此事後，陳雲冷靜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勢，進一步認識到，金元券已經成為歷史，不是人民幣的對手了，上海現在主要流通的貨幣已經是銀元了。我們在金融上遇到的敵人已經是銀元了。而資本家操縱銀元和我們打經濟仗，主要大本營在上海漢口路422號證券大樓的證券交易所。上海的資本家就是以這裡為中心，搞非法的金銀和外幣投機販賣活動，其觸角伸向上海市各個角落。陳雲決定，用強力手段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6月8日陳雲致電華東、華中局，命令他們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嚴厲打擊投機分子。他還指示：為了更有力地打擊上海投機商人，先應派出秘密人員打入證券大樓偵察清楚，對違法商人的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一批應當扣押人員的名單，然後再動手。接到陳雲的電報後，華東局令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堅決執行。考慮到上海的特殊情況，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一開始並沒有馬上出兵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而是通過報紙和廣播向投機商們亮明態度，讓他們立即停止經濟犯罪行為，但上海資本家是不會自動退出陣地的，同時，他們也以為人民政權不能把他們怎麼樣，照樣搞他們的銀元投機活動。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6月1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出軍警，包圍了上海市證券大樓，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親自帶領200多名幹警，控制了證券大樓的通道和主要場所，登記了所有在大樓內的2100人的名單，然後命令他們都到底層大廳集中，由政府代表訓話。然後，把預先已經確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審訊，其他人員經教育後陸續放出。
◆上海市民遊行反對不法商人倒賣銀元。
上海資本家與共產黨打銀元戰的大本營被端掉後，他們繼續利用小商小販，在各非主要街道和里弄裡販賣銀元。上海資本家與我們打銀元之戰的大本營沒有了，他們這些零星的活動也成不了氣候，但小商小販倒賣銀元，也對上海市民造成一定負面心理影響，因此，陳雲對資本家這些零星活動仍然十分重視，他指示，要派出軍警人員去抓這些小商小販，但這些小商小販十分機靈，一見到警察，就跑得無影無蹤了。鑑於這種情況，陳雲指示，抓住一些倒賣銀元的小商小販後，就追查他們的根子，打擊他們的後臺。經過深挖根子，不久，就把倒賣銀元的老窩都給端掉了，上海街道上再也見不到銀元販子了。
接著，陳雲指示華東局、華中局，採取以下措施：1、命令鐵路、公路、上海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2、徵稅一律徵人民幣。3、在上海首先發行實物公債，其他一些地方也要發一些公債。4、通令各私人銀行檢驗資金。5、開放全國各地區之間的匯兌，用已經較穩固的老區貨幣支持新區貨幣。
陳雲運用強力的與和平的兩手，政治的和經濟的兩手，很快就把上海資本家掀起的銀元風波平息了下去，穩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場，打勝了同資本家的銀元之戰。
糧食之戰
上海解放後，資本家利用他們手中具有的對糧食渠道的控制和倒買糧食的手段，大量囤積糧食，操縱糧食市場，一方面從人民身上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利用糧食，與新生的人民政權抗衡。加上上海人口多，吃飯問題本來就很麻煩，只要糧食一緊張，政治和經濟形勢立即就緊張起來。資本家就利用這一點，想和共產黨打一場糧食戰，用操縱糧食的手段，搞垮共產黨政權。
銀元之戰之後，共產黨與資本家的較量轉入糧食市場。上海是個大城市，糧食供應問題歷來是一個使執政者操心的大問題。上海解放後，由於上海此前長期被圍困，糧食十分短缺。資本家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在銀元之戰中失敗後，又在糧食問題上向共產黨發起了挑戰。上海資本家利用手中的經濟實力，操縱糧食市場，囤積居奇，試圖通過掌握糧食，來牽住共產黨的鼻子。在他們的操縱下，1949年夏季，上海的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已經超過一般商品的一倍到兩倍以上。糧食價格的上漲，不僅影響了工業生產的成本，影響到其他商品的價格，也使人心浮動。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報》報道大批糧、煤運抵上海。
陳雲意識到，同上海資本家打一場糧食仗已經勢在必行，而且我們一定要打勝，才能在上海站住腳，並恢復上海的經濟。這時，我們有些幹部在同資本家打糧食仗問題上似乎信心不足。陳雲就鼓勵大家說，我們不要悲觀，我經過仔細計算，上海每天有300萬斤糧食就夠了，這個我們能夠解決。接下來，陳雲組織政府人員從各產糧地區配售大米，每月配售3000萬斤，每天100萬斤，同時，通過規範、整頓市場，使上海每天能自由上市大米80萬斤，上海也有一部分人吃麵，上市面粉可抵80萬斤大米，上海市民在戰亂時期都存有應變糧，這些也可以補充糧食缺口，上海周邊地區是產糧地區，7月底江蘇的早稻就熟了，而且價格比上海低，陳雲立即組織人員收購江蘇的大米，運到上海，供應市場。為了萬無一失，陳雲還從東北、華中調來1億多斤糧食，然後，在9、10兩個月每月供應市場6000萬斤。一開始，上海的資本家見政府運來糧食，便組織高價收購，企圖把共產黨調來的糧食也控制在手裡，但他們打錯了算盤。當上海資本家手中囤積大批糧食時，才發現，共產黨組織的糧食供應源源不斷，並且用平價銷售，他們高價收購的糧食，賣不出去，低於市場價售出，只好虧本，許多資本家囤積的糧食爛在了手中。
為了使資本家永遠也不能操縱上海的糧食市場，陳雲組織幹部，到江蘇、浙江等產糧地區，與那裡訂立了長期的糧食交易協定，保證由這些地區長期、平穩地供應上海糧食，這樣，資本家就被徹底擠出了糧食市場。
糧食之戰，又以共產黨的勝利告終。
棉花之戰
上海早在30年代就是紡織業發達的城市，紡織工業在上海工業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上海解放後，恢復生產所面臨的一個大任務，就是恢復紡織業生產。上海資本家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為了自己牟取更大利益，更為了把共產黨擠走，便把棉花控制起來。他們的打算是，控制了棉花，上海的紡織工廠就開不了工，上海就不能恢復生產，共產黨就會去求他們，他們就能借此來左右共產黨的政府了。
陳雲識破了上海資本家的陰謀。他在組織恢復生產中，首先就抓住了棉花這一關鍵環節。人民政府手中掌握的棉花一時沒有那麼多，陳雲就指示，先讓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紡織廠開工，優先供應這些工廠棉花。接著，他組織人員從各方面收購棉花，從中紡收購23萬擔，從香港收購一些，從上海貿易處收購一些，再從華東、華北、西北買進一些，很快就集中了79.6萬擔棉花，完全滿足了上海各紡織工廠的原料之需。在從各方面收購棉花的同時，陳雲預先把收購新棉的計劃安排下去，11月底就把新棉拿到手了，接著，又從華北、華中、西北、華東訂購了480萬擔棉花。這樣，共產黨手中就基本掌握了棉花市場，保證供應各紡織廠生產的原料。資本家一看共產黨已經掌握了棉花供應，害怕虧本，只好把手中掌握的棉花低價售出。在棉花之戰中，資本家們又敗下陣來，還吃了大虧。
運輸之戰
上海解放後，資本家利用受到戰爭破壞的鐵路一時修不好，鐵路運輸效率差，而上海市對商品和各種物資的需求量大的特殊情況，操縱私人運輸渠道，藉此操縱上海的商品市場，給人民政府出難題。陳雲認識到，共產黨要在上海站住腳，就必須迅速解決運輸問題，而且，共產黨只要把鐵路運輸搞好，就把運輸問題基本解決了，因此，他一到上海就指示抓緊修復鐵路，華東財委要把鐵路運輸作為大事，組織專門機構管理，增加列車通過的數量。蚌埠至浦口一段，要爭取開16—18對列車。他強調，必須解決行車速度慢，調度不靈的問題。他還具體提出，要增加錯車點，放長支線，增加通訊設備，加快裝車卸車速度，使列車停留的時間儘量縮短。為了修復鐵路，政府要捨得大量投資。同時，他還指示，對主要公路運輸線路也要全力修復，政府組織的公路運輸，不光是搞汽車運輸，也搞馬車，甚至騾車、驢車運輸，總之，要千方百計保證上海的物資需要。
陳雲親自抓運輸問題，使通往上海的鐵路很快就全部修復，而且運輸效率達到了很高水平，公路運輸也很快發展起來，補充了鐵路運輸的不足。上海的物資供應、商品流通問題全部解決了，資本家所掌握的私人運輸渠道也被擠垮了，資本家們也不得不依靠人民政府掌握的運輸部門來做生意。他們不但在運輸之戰中敗下陣來，而且只能聽從人民政府的指令行事。
抑制通貨膨脹之戰
上海剛解放時，由於軍隊的進駐，加上對舊政府人員要包下來，新成立的政府機構，又有大批新的工作人員，工廠復工後，上海的職工數量也增加了。各方面需求過大，使上海的物價很快上升。資本家利用這一點，操縱物價，使上海很快就形成了通貨膨脹的局面。
我們要抑制通貨膨脹，資本家喜歡通貨膨脹，要利用通貨膨脹搞垮我們，我們同資本家打一場搞通貨膨脹和抑制通貨膨脹的拉鋸戰，已經勢在必行。我們要打勝這一仗，出路只有一個，就是儘快穩定人民幣，穩住物價。對於上述抑制通貨膨脹的辦法，當時我們內部有人主張通過削減開支來穩住人民幣和物價。這當然也是辦法之一，但陳雲認為，這不是最好的辦法。他指出：我們現在還有很多軍事行動，軍費開支不能減，減少了就不能保證部隊的需要。我們為了恢復和發展上海的經濟而收購棉花和出口物資所發行的票子不能減，如果減了，上海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都會有困難。我們可以節省一些，但節省下來的數目不會很大。
◆1950年，上海市民購買公債情形。
什麼辦法好呢？陳雲決定，採取這樣幾個辦法：一是發行公債。發行公債，可以回籠貨幣、制止通貨膨脹，籌集資金，發展生產。為了防止發行公債後出現問題，陳雲預先採取了調劑通貨，調劑發行公債的數量，調劑黃金、美鈔收進的數量等措施，陳雲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同意。雖然後來發行公債推遲到了1950年1月，但其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對抑制通貨膨脹起到了一定作用，待公債發行時，對抑制通貨膨脹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二是增加稅收。上海剛解放時，我們的幹部中有一種認識：國民黨時期稅收多，我們進上海了，就不要搞那麼多稅收了，這不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陳雲卻不這樣認為，他指出，稅收是任何一個政權所必須實行的，只是我們要限定在一定範圍，使人民承擔得起，同時稅收也要用之於人民。這樣，人民會擁護稅收，我們增加了收入，就有經濟力量來抑制通貨膨脹了。為了加強稅收工作，陳雲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寧缺一個縣委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縣稅務局長，他要求，每個縣在配備領導幹部時，除了配備書記縣長外，接下來就是配備一個能力很強的幹部當稅務局長。
陳雲這個意見報到中央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堅決支持他。經過一番工作，上海的稅收很快就大幅度增加，有力地抑制了通貨膨脹。三是實行內部貿易自由。在陳雲領導下，上海與周圍各地區打破了區域之間的封鎖，農民的糧食可以在這些地區之間自由貿易。這樣，農民的糧食能夠賣到最高價，城市裡的糧價也降低了，工業生產的成本降了下來，工業產品的價格也降了，我們抑制通貨膨脹，就有了基本經濟條件。四是把財經委員會建設成一個抑制通貨膨脹的司令部。上海財經委員會（簡稱“財委”）是陳雲到上海後一手組織建立起來的，陳雲對之寄予厚望，他在上海財經會議上強調：上海財委不是一個單純的辦事行政機構，而是主導上海經濟發展的重要決策部門，要把上海各級財委機關建成一個有思想、有戰略眼光的司令部，各區也要建財委，而且光有幾個人不行，要多一些人，區財委也要設立金融、財貿等幾個處，有些可以設秘書或者委員。建立這樣一個機構，共產黨就在同資本家打經濟仗時，有了具有戰略眼光、靈活、高效的指揮機關。此外，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陳雲還提出了開展國內匯兌、建立統一發行庫、統一管理稅目稅率和食鹽外銷、重要物資由中財委統一調撥等措施。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抑制了通貨膨脹。不久，上海的通貨膨脹問題基本解決，資本家們想利用通貨膨脹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企圖沒有得逞。
從根本上解決“兩白一黑”問題
在陳雲指揮下，人民政府初步解決了糧食、棉花、煤炭問題，在與資本家較量中取得初勝。但是，糧食、紗布、煤炭是維持上海生產生活的消耗品，是日常必需的物資，由於糧食主要是大米，是白色的，紗布是白色的，煤炭是黑色的，所以，當時陳雲把這三樣東西簡稱為“兩白一黑”。他認識到，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三樣物資的供應問題，資本家還會在這三樣東西上搞投機，市場還會被他們搞亂，人民政權仍然不能安穩。
上海的資本家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連吃敗仗後，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集中在大米、紗布、煤炭這三樣東西上搞投機，以衝擊上海的經濟秩序，搞垮人民政府。在搞投機時，上海的大資本家並不直接出面，而是引誘、操縱一些不法分子搞投機活動。上海歷來是投機分子集中之地，解放後，投機分子仍然依附於上海資本家，聽資本家的話。他們在資本家的操縱下，集中力量控制大米、紗布、煤炭，衝擊市場，搞亂上海的經濟秩序。陳雲敏銳地發現，在投機分子的背後，是資本家在指揮和操縱。他認識到，要想打擊投機活動，粉碎資本家的陰謀，就必須從根本解決上海的經濟問題，進而穩定全國的物價。而根本上解決上海的經濟問題，關鍵是抓住大米、紗布、煤炭這“兩白一黑”的供應問題。他說，這三樣東西，是城市的命根子，城市經濟要正常運行，這三樣東西是一時也不能缺少的，投機分子在這三樣東西上下手，正是對我們的挑戰，我們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兩白一黑”的問題。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兩白一黑”問題？陳雲對此進行了分析。他認識到，“黑”即煤炭問題，比較好解決。只要我們把運輸抓住，煤炭就會源源不斷地運來。關鍵是解決大米和紗布問題。這兩樣東西，一個是吃的，一個是穿的，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們掌握多少，控制市場的力量就有多大。我們控制市場的力量越大，人心就不會亂。而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主要是由我們掌握糧食，在農村主要是由我們掌握紗布。
◆1949年的報紙上刊登著政府逮捕“糧老虎”的消息。
當時，華北地區受災，糧食欠產，投機分子就利用這個時機倒賣糧食，把糧價抬了起來。陳雲及時發現了這一情況，他急電東北財委，要那裡緊急調一批糧食支援華北地區，還派中財委的一個副秘書長專程前往東北，坐陣瀋陽，保證東北每天發一列車糧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揮有關部門在天壇打席囤存糧，每天都增加存糧。這實際上就是做給糧食投機商們看的。糧食投機商們也是十分機靈的，他們的信息也是蠻靈的，他們在北京的“眼線”也每天到天壇去觀察。當他們觀察了數日之後，確信政府不僅不缺糧，糧食還蠻多，就向上海的投機商們彙報。上海乃至全國的糧食投機分子看到國家手中有糧，就不敢輕舉妄動了。人民政府有了穩定的糧食供應，也就從根本上解決了一“白”的問題。
解決了一“白”即大米問題後，陳雲緊接著就去解決另一“白”即紗布問題，當時上海的資本家派出他們的爪牙，到處收購紗布，將其囤積起來，控制市場。在投機分子的瘋狂搶購下，上海棉紗的價格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上漲了近四倍。棉紗價格的上漲，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在此情況下，陳雲一直冷靜地觀察經濟形勢，悄悄地在內部發出指示：我們要讓資本家怎麼吃進去，再怎麼吐出來，目前應當乘機將冷貨閒貨拋給資本家和投機商，但不把主要物資給他們；等我們收緊銀根、物價平衡之後，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們趁機買進，然後再尋找機會用經濟手段打擊資本家。陳雲的決策，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贊成。此後，陳雲向全國各地發出大量電報，具體指揮這場同資本家及其投機商的較量。
◆解放初期，物價穩定後，上海市民在中國銀行前排隊，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
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集結了大量物資、特別是手中掌握了大量紗布後，陳雲於11月25日下令全國統一行動，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瀋陽、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資本家見有紗布售出，認為是進一步囤積的好機會，馬上大量購買，有的還借高利貸來購買紗布。他們期望在紗布價格上漲中不斷獲得暴利。但是，他們失算了。等他們買進大量紗布時，上海等地的國營花紗布公司仍然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一邊拋售，一邊降低價格，上海資本家見大勢不好，趕緊也拋售自己手中存的紗布，這樣，紗布的市場價格就越來越低了，資本家和投機分子們大大地賠了本。但陳雲並沒有罷手，他命令國家銀行和國家企業不向資本家貸款，私營企業不準停產，要照發工人工資，同時加緊向資本家徵稅，不準資本家欠稅。這樣，上海的資本家受不了了，不得不要求政府買回他們吃進的棉紗，政府則乘機以極低的價格買進了大量棉紗。上海的許多資本家在經濟上受到了嚴厲的打擊，有的跳樓自殺，有的捲起鋪蓋去了香港。紗布價格的降低，很快就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降低，使上海和全國各地的物價基本穩定了下來。通過國營花紗布公司，掌握了大量紗布，就穩定了市場，根本解決了又一“白”，即紗布問題。
陳雲在上海指揮打的經濟仗，最終治住了上海資本家，使他們再也不敢向人民政府發起經濟挑戰了。陳雲治住資本家，對新中國後來的歷史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因為治住資本家，是團結資本家為新中國服務的前提，正因為我們治住了資本家，才能團結資本家，才為50年代前期對資本家進行利用、限制、改造打下一個好基礎。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