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末年，內憂外患，大明王朝統治風雨飄搖。
北有滿清八旗入關的威脅，西有闖軍百萬之逼近，在此危急關頭，擁有兩套班子的大明王朝，或許遷都南京，似還能留一個南北對峙的局面。可為何崇禎最終自縊煤山，也沒能南下重整旗鼓呢？
據《明史·周後傳》所載：
後性嚴慎。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
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
可見，謹慎的周後向崇禎提議南遷，崇禎雖然不語，卻也意動了。
崇禎年間，最早見之於史書的南遷之議就是由崇禎本人提出的：
“上一邊寇交織，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
但這只是崇禎與周延儒的私下密議，後來由於天啟皇后張氏的堅決反對而不了了之。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出征伐明。同日，崇禎召左中允李明睿討論禦寇之策。李明睿言：
“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
崇禎聽後說：“此事重，未可易言。”
到了二月，山西大部和豫北彰德等府陷落，李自成大軍逼近京師，崇禎詔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戰守之策。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建議南遷，誰知崇禎聽後大為光火，把他們大罵一通。
三月，南遷派再次建議，不過這次他們換了策略，要讓皇太子監國南京，擇大臣輔之。崇禎雖沒有表態，但也比較生氣，說：“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
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這時候跳出來大罵：
“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逃亡巴蜀，在馬嵬驛士兵譁變，不得不殺了楊國忠，逼死楊貴妃，才算了結繼續上路，而太子李亨與老父親分道揚鑣，跑到靈武直接稱帝，尊唐明皇為太上皇。
光時亨這麼一說，就再也沒人敢說話，時間上也再來不及，沒多久李自成便兵臨城下。
為何崇禎有意南遷，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坐失良機，最後只能硬著頭皮“君王死社稷”？
遷國圖存，歷史上也並不是沒有，東晉永嘉東渡、宋高宗建炎南渡，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這些例子雖然生動也可取，但放在明朝這個爛攤子上卻很難。
首先，明朝有歷史包袱，當年土木堡之變，也有議論南遷的，後來于謙主張包圍北京也取得了成功，自然那些提倡南遷的朝臣很長一段時間來都受到恥笑，徐珵就是其中的典型，就是景帝當初也嘲諷他說：“此議南遷徐珵邪？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
這個歷史包袱很重，對於把名節看得比什麼還要重的明朝士大夫們，不願意再重蹈覆轍，揹負罵名。崇禎的心態此時也比較矛盾，抱著那麼點不切實際的希望，總是想著自己這麼努力，怎麼能幹出淪喪京師，被迫遷都這種“混賬事”呢？
但無論怎樣，崇禎作為大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國家大政最終要由他決定，因此，南遷的成敗關鍵在於崇禎。從周後暗示，到崇禎與周延儒的密議來看，面對內外交困的嚴峻局勢，崇禎也是想南遷的。
但想南遷，卻又愛面子，這是崇禎的性格弱點。崇禎總是愛說點硬氣話，名義上不同意遷都，實質上是想把責任推脫給朝臣。雖然有那麼一部分朝臣領會了崇禎的意思，但大部分要麼為名所累，要麼順著崇禎話裡的意思表錯了心意，最終導致了崇禎願望的落空。
另外，崇禎性格多疑，當斷不斷，每當廷議不決、大臣爭執時，他就猶豫了，想著這些人是個什麼意思，有啥子目的，便不能決斷，貽誤時機。就如上面危急之時，建議太子南京監國，崇禎就開始懷疑，這些混賬玩意是不是想要放棄我，另投太子門下了？
很多事情，壞就壞在好面子和猜忌上面。在崇禎十七年的執政生涯中，儘管他兢兢業業，一天996的工作，但大部分要他決斷的大事，他想著的都是為了自己的面子，找人背鍋，誰提議，誰負責。出了事，就立即把當事人給斬了了事，從不檢討自己的問題。
多疑則使得他把整個中樞輔政機構搞得一塌糊塗，17年換了五十多個內閣首輔，一屆班子一件活沒幹完，就被攆下臺了，等下一個班子事務都還沒熟悉，又下臺了，這樣的行政機構，又能做成什麼事情？
想南遷的崇禎，最終卻壞在自己的性格上面，所以，還是那句話，性格決定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