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世太
河南光山，地處豫韻楚風交融之地，盡收兩淮三楚之勝，文化積澱十分豐厚。縣境遍佈名人遊屐，詩家芳塵。一方水土，文脈深遠，英才輩出，記諸國史者不乏其人。有清一代，光山最著名者，莫過於胡煦、胡季堂父子。
胡煦（1655年－1736年），字滄曉，號紫弦，河南光山南向店老虎山人。
元末明初，社會動盪，生靈塗炭，田疇荒蕪，中原人口銳減。明朝建政之初，為了醫療戰爭帶來的創傷，朝廷採取特殊政策，將處於長江下游的江西人口，遷徙到長江中游的湖廣(今湖南、湖北)地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廣”移民事件。胡煦的祖先就是在這次移民中，先由江西遷至湖北的麻城，後由麻城遷河南光山。
胡煦的五世祖胡靖，是明朝嘉靖乙卯(1555年)科舉人，曾擔任遼陽通判。胡靖的兒子叫胡敏，胡敏的兒子叫胡遵化，是縣諸生。胡煦的祖父叫胡演，也是一位諸生，早年去世。胡演的夫人喻氏生育有二個兒子，一個早卒，另外一個就是胡煦的父親，名叫胡之杞。崇禎十四年(1641年)，光山遭遇張獻忠兵亂，喻氏告誡胡之杞說：“胡家到你是五世單傳，你是惟一的根。如果萬一情況有變，張獻忠的部隊殺來，我寧死也不受汙辱，希望你能夠妥善地保存自己的性命。”當城池被攻破後，喻氏帶著兒子和僕人一起外逃，被張獻忠的部隊衝散。喻氏在僕人的幫助下回到孃家喻家園，又遇土寇劫掠，於是緊閉樓門，固守待援。土寇焚燒了樓房，樓中所有的人都被燒死。胡之杞與母親失去聯繫後，被張獻忠的部隊劫持，後來想法逃脫，到喻家園尋母，遇到僕人，才知悉母親不幸罹難的慘狀。他想撿拾母親的遺骨，沒有獲得，內心非常悲痛，這件事成為他終身憾事。
胡煦自幼勤奮好學，讀書求經世實用，八歲見太極圖有陰陽糾紐循環之勢，為解開其奧妙，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十八歲，對古人研究《易經》之著作，進行綜合分析，鑑定品評，對他們的觀點了然於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9歲中舉，此後仍居鄉里，潛心學問，三十五年參修《光山縣誌》，負責校梓工作。四十二年，49歲的胡煦被授予安陽教諭，任職期間，他以厚風俗、敦教化為先務，為諸生闡明聖學，文行兼勖。主張諸生帶頭移風易俗，凡侈喪有停柩十餘年而未葬者，限日入葬達1500餘柩，對婚嫁則提倡“毋犯過費”，從簡辦理，移風易俗之舉，受到廣泛讚譽。五十一年，58歲的胡煦中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用來悉心研究《周易》，深得其精髓，頗多真知灼見。康熙皇帝聽說胡煦通易理，便與他探討河洛理數，胡煦條分縷析地予以解答。此後屢次被召見，皇帝將閱讀《易經》卦爻中的疑義提出，讓胡煦畫圖講解，胡煦對答如流，康熙感嘆道：真苦心讀書人也! 於是，在散館授檢討職位，命直南書房，同大學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康熙五十三年，提升為南書房檢討官，成為皇帝貼身的智囊團成員。五十六年典湖廣鄉試，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原先的試官都由九卿保舉，至胡煦典試，諭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議引重。六十一年擢升為鴻臚寺卿。
雍正元年（1723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任順天武官鄉試副考官。五年升兵部侍郎，攝戶部侍郎，閱會試迴避卷，充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次年，擢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攝刑部右侍郎。七年，主持順天武官鄉試。八年奉皇子書房行走，入侍內廷講席，為皇子侍講。充《明史》總裁官，為兵部侍郎特命主持貢舉考試。九年授禮部左侍郎，旋以年老罷歸；次年六月，河東總督田文鏡參奏其撫異姓子孟基為嗣，不當冒官眷中選被解職。乾隆元年（1736年），胡煦被皇帝召見，沉冤昭雪，不僅官復原職，恢復孟基舉人身份，還賜幼子胡季堂廕生。同年九月十三日，胡煦病故於北京，享年82歲。乾隆念其為三世老臣，賜白銀500兩，治喪如典禮。
胡煦為人正直忠厚，在職呈送的論奏，主要集中於本教化，重農桑，緩刑罰，廣言路，裕積儲，汰浮糧，省冗官，平權量，先仁義而後功利等，多切合實際。《清史稿》對他的人品、官德，有較高的評價。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南巡撫胡寶瑔疏請入祀鄉賢祠。
(胡煦墓)
在光山民間，至今還流傳不少胡煦勤政愛民的故事。如胡煦在雍正朝任職期間，想辦法讓皇帝在河南不選秀，百姓少納糧，與他同殿為臣的湖北人田文鏡，形成強烈對比。一次，雍正皇帝把田文鏡和胡煦召到殿上問道:“二位愛卿，不知你們家鄉，哪個條件優越?”田文鏡搶先道:“我們湖北人稱‘山清水秀、魚米之鄉’，是個好地方，才子佳人，比比皆是，誰不稱頌!”雍正又把目光移向胡煦:“你們河南怎麼樣呢，愛卿?”胡煦回答說:“河南與湖北相比，自愧不如，窮山惡水，旱澇無常；雖然出些文士，也是靠皇恩浩蕩；至於佳人，就更無從談起。不怕萬歲笑話，臣雖官居顯位，但所娶妻妾，一個大脖子，一個氣腳，臣妻室尚且如此，可見河南之佳人之一斑。”雍正聽後點點頭，便對田文鏡說：“朕命愛卿從湖北挑選佳秀50名，進宮伴朕。”田文鏡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又有一次，雍正對田文鏡和胡煦說:“朕想品嚐二位愛卿家鄉的土特產品，望愛卿每人獻上紅薯百斤。”沒幾天，田文鏡和胡煦都把自己送給皇帝的紅薯帶到殿上。雍正見田文鏡帶來的紅薯每個都在一斤左右，光滑勻稱，就面帶笑容，點點頭，沒說什麼。再看胡煦獻上的紅薯，每個最多二、三兩重，外表乾枯皴癟，很不好看，便皺了皺眉頭。皇帝問:“田愛卿，你獻給朕的紅薯為何這麼好哇?”“臣家鄉紅薯品種優良，又逢今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紅薯豐產。”“胡愛卿，你怎能把這樣的紅薯獻給朕呢?”“啟稟萬歲，臣家鄉今年遭受特大旱災，千里赤地，顆粒不收。為萬歲選這一百斤紅薯，臣跑了三個縣，經多方挑選，才選了這些上好的帶來，望萬歲收納，不要怪罪於臣。”胡煦見雍正沒做聲，就接著奏道:“臣還有一事要奏，不知萬歲準講否?”“有事只管說出來。”“臣來京時，百姓紛紛求臣奏明聖上，河南今年遇特大旱災，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求聖上皇恩普照，救百姓於水火之中。”“朕看你和田文鏡送來的紅薯，就知道河南今年旱災嚴重。”隨後，雍正轉臉對田文鏡說:“湖北今年風調雨順，朕已決定，將河南今年應交皇糧減免三成，加在湖北身上，望愛卿不負朕望。”故事可能有演繹的成分，但窺此可見胡煦老先生的品格，據此可窺百姓對他的敬重和愛戴。
清雍正五年狀元彭啟豐所撰的《禮部侍郎胡公墓誌銘》和《光山胡氏宗譜》均記載：胡煦共生有四個兒子，分別叫長堂、次堂、仲壘和季堂。老大是秀才(諸生)，老二是秀才中成績最好的稟生，老三年僅16歲就考中舉人。遺憾的是，長堂和仲壘於雍正三年(1725年)先後歿卒，次堂也於雍正六年去世。雍正七年(1729年)，胡煦老先生已經74歲，小兒子胡季堂降臨人世，這個已六代單傳的家族，血脈延續有了依託。
(胡氏祠堂舊貌)
季堂在嫂子甘氏的撫養和教下，發憤讀書，知識和見識逐年增長，智力和能力快速提升，很快通過官員的考核。乾隆二十八年，37歲的胡季堂，由廕生補順天府通判，後調刑部員外郎、遷郎中。三十一年擔任甘肅慶陽知府、擢冀寧道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調江蘇按察使，江蘇按察使司辦公場所由江寧移駐蘇州，而監獄仍在江寧，辦事非常不便，胡季堂上疏皇上請求轉移地址，得到了允准。任職期間，他結合實際提出的處理民間糾紛的建議，有利於平息訴訟，均獲得皇帝的稱讚。三十九年，被提升為刑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尹。四十二年，皇帝命令他前往興化，會同江督高晉，讞漕書虞景山之獄,究出唆訟之鐘至剛治之；在山東，勘查章丘辛存義、諸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唆訟之張無璞治之；在河南勘獄，察出蘇丕顯唆訟各情。四十三年，命往河南，訊山西民張九錫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誣，治之。乾隆四十四年，擔任刑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作為處理司法訴訟的朝廷命官，胡季堂對接手的案子，總是先進行深入的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後，理清原委，對查出的冤枉、誣告案件，依律秉公斷案；對在背後唆使挑撥的刁民，嚴厲懲處，贏得了民眾的信服。
(老虎山)
胡季堂到河南商丘查驗獄情時，乾隆皇帝親自下旨：身為河南人，審理本省的案情時更應秉公持正，不要因為一件事而牽涉更多的官吏，以免將來遭報復，要多加考慮。胡季堂接到聖旨後，更是不敢怠慢，處處謹慎。初到商丘，胡季堂遇到一樁案子：有一個叫湯秉五的惡人，對守寡在家的劉氏百般調戲，劉氏因此絕食而亡。當地官員因為受賄判定劉氏絕食屬於自殺，沒有對元兇湯秉五實施任何懲罰。但劉氏的父親覺得此案判得不公，見胡季堂來訪，便具狀上告。胡季堂接案後，親自調查，並重新審理，將主犯湯秉五繩之以法。由於胡季堂秉公斷案，得到了乾隆帝的嘉獎。當他到山東時，便被任命署理山東巡撫。當時，山東正鬧災荒，胡季堂便上疏皇帝，請求將本省的漕米用以賑災，安撫百姓。回到京師後，被封為太子少保，兼任兵部尚書。六十年，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嘉慶三年，授直隸總督，賞戴孔雀翎。
(老虎山一角)
胡季堂晚年最值得一書的大事，就是首參鉅貪和珅。1799年2月7日，乾隆壽終正寢，嘉慶皇帝親政。新皇帝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懲辦貪官和珅。當御史廣興、大學士劉墉彈劾和珅時，嘉慶皇帝便詔諭各省督撫速將和珅罪行上奏，據實議罪。擔任直隸總督的胡季堂，對和珅的所作所為，多有掌握，當即書寫奏摺，搶先告和珅逾制、大量兼併平民土地、在薊州清苑等地開設當鋪和銀號、容家人在各地逼收地租濫殺無辜巧取豪奪等20條罪狀，並建議嘉慶皇帝對和珅“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嘉慶皇帝收到胡季堂的奏章後，立刻發給京城的官員討論。朝臣們會議後商定，按胡季堂的處理意見，奏請嘉慶皇帝凌遲處死和珅，嘉慶皇帝改為賜其自盡。不久，胡季堂又上奏，在直隸大城、文安等7縣查抄出和珅及家人呼什圖等人米、麥、豆、雜糧共計一萬餘石，經允准後胡季堂將這些糧食分發給了直隸地區因水災而需要救濟的難民。
(老虎山竹園)
胡季堂為官清正，政績斐然。民國年間編纂的《光山縣誌約稿》記載：胡季堂自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影響，言行合禮，舉止端莊，得到從奴僕到同僚的普遍敬重。處理官場政事，細心謹慎，公文起草親力親為。乾隆皇帝每有諮詢，對答如流。外派地方任職，和在朝廷辦公一樣勤奮，每天早起處理公文，一直到太陽西斜才吃飯。“手執卷如諸生，撰古今任子錄以自勉，集諸史列傳為之論贊。好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故遇大事有斷制，尤有知人識，不偏聽，不輕任，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試之小事以觀其所忽，以是薦拔皆有聲於時。”《清史稿》載乾隆對胡季堂的評價：“季堂論治教匪，後來堅壁清野之議，已發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諸臣所論列，足當之矣。”他病故後，皇帝贈太子太保，賞《陀羅經》，並派御前侍衛十餘人前往祭葬。
官場之外的親情，更能全面顯示一個人的品德。
(老虎山油茶園)
胡季堂仕途順暢，功績卓著，除了父親的蔭功，還要感謝嫂子甘氏。據清乾隆年間楊殿梓總修的《光山縣誌》載：甘淑人為諸生長堂之妻，年二十有二而寡，誓志守節。廉使(胡季堂)年四歲，而生母張淑人見背，嫡母陳夫人去世，甘淑人與庶母夏孺人共撫之。年八歲，而宗伯公捐館。越六載，而夏孺人亦卒，惟淑人獨撫之且教之。雍正十年，29歲的甘氏面對“蓄無長物，親無期功，手澤遺書未有所付託”的局面，“甘茹荼集蓼，鞠之育之，榰就衰之門緒，啟未墜之家聲。”長嫂比母，在甘氏撫養胡季堂的成長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論者謂天之所以報績學善人者如此，可以為世勸矣。”為了旌表嫂子以節婦一身擔當、一心存主之恩，胡季堂在擔任江蘇按察使時，把甘氏的生日作為節日來慶賀，藉助詩文歌頌嫂子的功德。提起昔日“嫂氏之煢煢孱寡撫一小叔，情緒哀楚”，讀之者無不潸然淚下。等嫂氏謝世，裒輯行略，以為“胡氏七世單傳，若無嫂，某之存亡，且不能料，自必祖宗遑冀血食若是危哉。”於是，先準備上奏，為嫂氏貤封，因為朝廷沒有這樣的禮制，達不到目的，心常惴惴不安。後來，他又向皇帝上奏摺，將自己和妻室的封誥呈請朝廷移贈給嫂子甘氏，理由是：“臣嫂於臣某，實為孝婦於臣某，恩同慈母。”由於其言辭真誠，婉轉懇摯，至性披瀝，感動了乾隆皇帝，詔許貤贈甘氏為淑人。朝廷中初有知悉其事者，對胡季堂的出身欷歔不已，大家贊同胡季堂的想法。等到皇帝破格榮贈，都津津樂道，以為快事。此事經過朝報傳達，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有甘淑人撫養小叔一事，共同讚美甘氏。甘淑人英靈死而有知，雖生前幽苦，得此消息應怡然瞑目!胡季堂報德於其嫂，有此生報此心，彰顯君子之風!
從現有的史料看，胡煦共娶了3個女人：分別是原配妻子陳氏、胡季堂的生母德配張氏，還有一位夏氏。據此推測，陳應該是第一位娶進家門的，地位最高，是胡季堂的嫡母，稱夫人；夏氏為妾，稱為孺人；張氏母以子貴，稱淑人。從年齡推斷，3人中張氏的年齡應該是最小的，也有傳說她是丫環扶正的，但無文字記載。
關於胡季堂的出生，光山一直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胡煦老先生七十四歲高齡喜添貴子，讓京城的老百姓笑壞了，他們認為，以胡大人的年齡，不可能有生育能力，那孩子一定是人家的種。胡大人聽到這種議論很氣憤，隨手寫了一首詩:七十老翁生一娃，笑煞京城十萬家。若是老夫真血脈，他年依舊坐長沙。這首詩的前三句都好懂，最後一句的“長沙”一詞讓人費解。家鄉人解釋說，當時胡老先生在長沙當太守，後來他兒子長大成人也做了長沙太守，印證了胡季堂是胡煦的親兒子。這個傳說沒有事實根據：一是胡煦的詩集《葆璞堂詩集》裡沒有，就算是胡老先生真寫了這首詩，這種順口溜式的作品，也可能不收錄；二是胡煦和胡季堂父子，都與長沙沒有任何交集，清朝長沙的行政長官稱為“知府”，根本沒有“太守”官職；三是將胡季堂的出生年月和胡煦年譜對照，胡季堂出生時，胡老先生正在京城為自己的著作《函書約注》寫序，校對其中的錯訛，並擔任順天武鄉試的正考官呢，哪有心思理會這些街談巷議的話題？
(老虎山茶園)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一個類似的故事，才解開這個謎團：北宋初年，劉備第25代孫長沙郡平江縣的劉錫常，79歲生得一子劉秉晟，一時成為長沙街談巷議的話題。為證明劉秉晟母子清白，劉錫常臨終前許下一諾：八十公公生一娃，笑煞長沙百萬家，若是老夫親血脈，將來必定坐長沙。後來，劉秉晟在寡母含辛茹苦的撫養下，長成文武雙全的英俊少年，並通過科考，成為長沙知州，印證了父親的遺言。於是，我大膽地猜測：胡季堂出生後，胡煦老先生肯定面臨一些質疑的目光，便借用劉錫常的臨終許諾，向世人詮釋自己老來得子的清白。或是他人引用劉錫常的詩句，結合胡季堂的功績，來解釋當年胡老先生老來得子的疑問。
(老虎山青龍河)
在物質條件不豐富、醫療條件較差、人均壽命不長的古代，男性70歲甚至80歲還能生兒育女，很容易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新聞。但三百多年來，胡煦父子的故事，之所以在光山久傳不衰，並非胡老先生七十多歲生兒子這件家事，而是他們的品德、才學、和政績。
《周易函書》體例龐大，思想精深，堪稱清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易學名著。胡煦著此書，前後用時四十餘年，十數易稿，成書三千頁，約一百八九十萬字。書稿既成，因卷帙浩繁，家貧力微，無力全部刊刻，只將部分內容刻印面世，原稿交門人李學裕校刊印行，後李學裕病卒，原稿散佚無存。胡煦去世30多年後，乾隆三十七年，皇帝下詔購訪遺書，由胡季堂重加校訂成52卷，採入《四庫全書》位置最重要的“經”部，其份量由此可窺一斑。作為兒子的胡季堂，不僅官職超過父親，品德才學一樣為後人稱頌，對他的《讀史任子自鏡錄》《培蔭軒文集.詩集.雜記》給予較高的評價。乾隆皇帝很欣賞他的書畫，御賜名貴的犀管兔穎筆彰勵其書。清著名學者韓錫胙稱其書“端凝秀挺”，著名書法家王文治稱其“聿承家學”、“功力堪齊”，是收藏家趨之若騖的珍寶。1964年，中央文化部通知，胡季堂被列為“唐代至清代全國知名書畫家”之一。
人的成長，與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密不可分。縱觀胡氏父子取得的成績，良好的家庭教育功不可沒。
(胡季堂書法)
首先是讀書的基因在家族的血脈中流淌不息。從胡靖到胡季堂，歷代都是讀書人，絕大部分參加過科舉考試，且有人取得過功名，屬於典型的書香門第。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在農耕文化背景下，受“學而優則仕”的影響，把讀書求知作為人生的起點，就能有效地避免在人生的旅途上誤入歧途。胡煦出身貧寒，平日苦心讀書，終生不綴，正因為他積學嗜古，窮經析理，生平著述甚豐，成為中州醇儒；胡季堂雖為廕生，沒有經過科舉考試，但其才學和能力，不遜於任何同僚，每次面對皇帝的記問，能夠對答如流。乾隆時的很多大政方針“悉皆季堂手定”“前後政令如劃一”，都應歸功於讀書的影響。
其次是崇高的道德品質提供了豐厚的營養。詩禮教化的家族文化，良好的家風傳承，成人的言行舉止，對孩子產生耳濡目染的影響，不可小覷。胡靖“篤於行誼”，胡之杞“敦尚節行，多隱德”，喻氏深明大義、堅貞不屈，甘氏持志守節……一代又一代的胡氏家庭成員，長期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秉志前行，一旦遇到人生的重要關口，自然會作出符合道義的抉擇。胡煦的正直忠厚，品行端恪；胡季堂的是非分明，忠貞擔當，在胡煦調查處置刨參案的悲憫情懷、胡季堂理亂案從容不迫的態度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再次是開明的社會環境為他們功成名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胡煦父子任職於清朝統治鼎盛時期的“康乾盛世”，又遇到相對開明的三代皇帝，政治相對清明，經濟繁榮，人口穩定，他們只需要按照既有的規則，認真做好事情就可以了。正因為如此，胡煦才能夠在鄉間居住或者在基層任職時，集中時間和精力完成近一百九十萬字的《周易函書》和其他詩文，年近六十再去考進士；胡季堂初入仕途在刑部及地方任職，能夠集中精力審理案情，較少受到案外因素的干擾，贏得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是的，讀書的種子一旦埋進心頭，經過家族文化的滋養，在社會環境造就的陽光照耀、雨露滋潤下，頑強地發芽、生長，總有一天，會成長為參天大樹。
編輯/朝花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