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長篇歷史劇《清平樂》正在熱播，在這部以北宋仁宗朝為背景的電視劇中，范仲淹的形象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剛正耿直，讓他的宦海生涯比別人更多了幾分沉浮起落，然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當這位北宋名臣將這句鏗鏘的誓言嵌入洋洋灑灑的《岳陽樓記》，他已經在一碧萬頃的洞庭湖畔，矗立起一座千年不倒的精神座標。
范仲淹勤學篤行的故事，一直被人們作為勵志的範本。這位幼年喪父的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有著堅忍不拔的毅力，為了不受干擾，他曾在一座山寺中寄宿苦讀。每天早上，他都要煮上一鍋稠粥，待粥涼後，劃成四塊，再拌上幾根鹹菜，便是自己一天的口糧。千年以後，聆聽著這則"斷虀畫粥"的故事，我們仍然在腦海中浮現出這樣的畫面：清冷的精舍中，一個手不釋卷的年青人伴著一盞青燈，正不捨晝夜地苦讀，在他的旁側，是一鍋涼粥，寺院中，紛飛的雪花和單調的木魚聲都在傳遞著佛門的清靜，然而，透過精舍的燭光，我們知道，在這座並不起眼的叢林禪剎，真正參禪入定的，其實不是那些誦經不止的僧侶沙彌，而是這個孜孜不倦的年青學子。
執著，讓范仲淹順利地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同樣，也是這份執著，讓強烈的憂患意識貫穿了范仲淹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於是，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我們看到的，始終是范仲淹兢兢業業克已奉公的背影：在眾人緘口的朝堂，他敢大膽上書，建言垂簾聽政的劉太后還政於宋仁宗；當看到淮南百姓深愛水患之苦，他不顧地方勢力阻撓，大修水利，疏浚五河，自此太湖水患不興；在主持應天書院期間，他將"人生以行義為貴"作為治學之本，言傳身教，一時四方學子輻湊雲集，應天書院文風熾盛……胸懷社稷的范仲淹，無論置身何處，其實一直都沒有脫離當年那個以雪沃面、斷虀畫粥的影像。
定鼎宋王朝的趙匡胤可能不會想到，其重文抑武的國策決定了宋廷外交的懦弱，但也給了范仲淹這樣的文官施展軍事才能的機會。寶元元年（1038），党項族首領元昊突然扯掉順臣的假面，挑起西夏國的大旗，調集十萬軍馬，殺向延州。危急時刻，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作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和韓琦等人一起，率兵前往西線禦敵。迎著西北的朔風，滿腹詩書的范仲淹給軍士們展示的是其勇武絕決的另一面，在那裡，他治軍嚴明，作戰有方，不僅發現起用了一批象狄青、種世衡這樣卓越的將領，更訓練出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士兵。很快，當地邊民中便傳開了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心膽寒"，而西夏軍中也認為"小范老子胸羅數萬甲兵"，一時不敢輕取延州。
<code>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范仲淹《漁家傲》/<code>當一身戎裝的范仲淹，踏著西北的秋霜，吟誦起這首膾炙人口的《漁家傲》，他已經將筆底豪情和金戈鐵馬進行了最有力的對接。
在范仲淹的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說的，當然是由他主導的"慶曆新政"。慶曆三年（1043）九月，宋仁宗將固守西線五年的范仲淹匆匆召回，這位策馬回朝的臣子還未洗掉邊塞的征塵，就接受了另一項重要使命——迅速起草改革方案，平息各地竄升的民怨。彼時，隨著軍費開支陡增，各種徭役賦稅也在不停增加，百姓不堪其苦，遂多次發生騷亂和暴動。那麼，究竟應如何化解當下的危機呢？范仲淹、富弼等人認為，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定得從根兒上進行改革，這個病根兒，其實並不是單純的軍費開支，而是宋廷"恩萌制度"帶來的冗官冗費現象，官宦子弟可以世襲官爵，許多在位的虛官其實都在空食俸祿，大量的冗官造成了宋廷龐大的開支，而這種開支，都要轉嫁到平民百姓身上，騷亂和暴動也便此起彼伏。
為此，范仲淹很快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呈送仁宗，在這份中國改革史上頗為著名的奏摺中，范仲淹認真總結了自己從政多年來醞釀已久的政治思想，大膽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即"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仁宗看過大為讚賞，馬上詔令頒佈全國，北宋歷史上的政治體制改革由此拉開帷幕。在范仲淹、富弼等一批忠直之臣的推動下，"慶曆新政"很快便取得一些成效：龐大的官僚體系開始精簡；恩蔭子弟的入仕開始受到限制；不作為的"太平官"很難得到重要提拔；科舉考試的實用性大大增加。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雷霆之勢向前推進，范仲淹憑欄遠眺，躊躇滿志。
然而，歷代改革面對的都是一堵厚重的高牆，在仁宗時代，由守舊勢力築起的這堵高牆更是堅硬得難以撼動。隨著新政雷厲風行，各種流言誹謗也開始充斥宋仁宗的耳鼓，尤其是一些奸佞小人構陷范仲淹等人的"朋黨"讒言，更是讓仁宗坐立不安。對任何一個皇帝而言，當臣僚們拉幫結黨，形成了勢力，就意味著自己的權力被削弱，自己的地位被架空，而這，顯然是皇帝們不可碰觸的敏感底線。當歐陽修為好友范仲淹大鳴不平，拋出一篇《朋黨論》，勸說仁宗要辯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為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實際上不僅沒有幫成范仲淹，反而讓仁宗更加堅定了解散"朋黨"停止改革的決心。慶曆五年（1045）三月，當宋仁宗將各項業已執行的新法盡數廢除，范仲淹等人整頓吏治革除弊政的成果頃刻間便化為烏有，一場大刀闊斧的"慶曆新政"僅僅施行了不到兩年時間便中道夭折了。
"慶曆新政"後，范仲淹被貶到了河南鄧州，在那裡，這位即將步入花甲之年的臣子並沒有悲觀消極，而是踏察民間，勸課農桑，一如既往地關心著百姓疾苦；不僅如此，他還興學育才，在當地建了一所花洲書院，請各方學者前來講學。1046年，范仲淹的好友，同樣被貶到湖南嶽州的滕宗諒來信說他重修了洞庭湖畔的岳陽樓，同時附上了一幅《洞庭晚秋圖》，請范仲淹作記。鄧州與嶽州，各處豫湘一端，儘管相距遙遠，但兩位至友卻天涯咫尺，心意相通，從未登臨岳陽樓俯瞰過洞庭湖的范仲淹，面對一副《洞庭晚秋圖》，卻能心遊萬仞，筆走龍蛇，片刻之間，便寫就了氣勢雄勁的《岳陽樓記》。"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當這篇不足五百字的《岳陽樓記》被高懸在修葺一新的岳陽樓上，對應著亙古奔流的洞庭湖水，范仲淹，已經將自己的人生信條彰昭後世，成為激勵人們前行的精神標杆。
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其實，只彈《履霜》曲的范仲淹，在其坎坷的生命旅途中，又何嘗不是履霜而行呢？回望這位憂國憂民的改革家所走過的足跡，我們能夠看到，儘管風冷霜寒，但他留在史書中的每一個腳印，都是那麼沉實，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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