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話題是因為高中母校班主任在同學群裡發了一個處罰公告，說的是二中一位曾屢受表揚（彰）的老師因“體罰”學生被處罰，引起了同窗的熱烈討論，輿論方向出奇的一致，導向“處罰過重”的一邊。未能瞭解全部事情真相的情況下，我也義憤填膺，意欲為這位“受了委屈”的老師伸張正義。慢慢冷靜下來又覺得自己搞笑，也是在正規專業媒體單位幹過3年半採編的人了，竟也頭腦發熱，意氣用事。
第一、我們到底要不要用輿論對故鄉的教育系統口誅筆伐，為老師討回公道?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要的是還原整個事件的真相，學生逃課是事實，老師管教是事實，其中的問題是管教的方式欠妥，管教的程度拿捏不夠準確，導致了後面一系列事件的發展。最終以處罰老師收場，沒想到掀起了一場輿論的高潮。
這波輿論有抨擊整個教育系統的，有抨擊時任領導的，有譴責學生家長的，喧囂的聲音匯聚在一起，形成了對區域教育事業失望悲觀的論調，甚至否認了全縣的教育事業發展。
我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里長大的，小縣城的局勢和狀況不是單處一隅的個例，甚至在全國都有發生。教育環境日益惡化甚至有更極端案例：
2017年11月12日下午，湖南省益陽沅江市第三中學16歲的高三學生羅某，在教師辦公室對自己的班主任鮑方老師連刺26刀，導致鮑老師當場身亡。鮑老師的女兒當時也在該校就讀。
7月10日上午，備受社會關注的“當街毆打20年前班主任”一案，在河南省欒川縣人民法院宣判。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僅依靠輿論就能完成教育的變革嗎？無關痛癢的看客輕鬆幾句話能撼動體系嗎？不能，更不會為真正受委屈的老師們討還公道。
第二、不顧當事人的態度，正義感爆棚的“曝光”對於事件解決有利還是有弊？
故鄉這個處罰老師事件，目前已經被大眾日報和央廣新聞報道，但是報道之前呢？輾轉打聽都沒有聯繫得到涉事老師，更不用說了解她對此事的態度和意見了。但是作為當事人，在這個敏感時期被曝光，無論事件最終會不會有轉機，她都會受到無法預見的傷害，這就是我們現如今的網絡環境。
近年來，通過曝光解決問題的案例不在少數，但是被曝光的人幾乎都承受不住這種壓力，“奔馳女車主”維權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另外，新媒體的爆炸式增長，給了很多隱晦事件得以暴露的機會，雙刃劍的作用同樣立竿見影，有些沒有底線的人正好利用這個熱點的勢頭，吃人血饅頭的案例比比皆是。此前的二更食堂就是一例。
第三、吃瓜群眾不明真相該怎麼辦？
現如今這個社會，不懂危機公關，只知道一味壓制輿論的做法，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在幹。連自己“官方”“權威”兩個詞都不會用，某些單位陷入輿論的旋渦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知道現在故鄉的教育系統到底多少人在焦頭爛額，基層的教師群體已經哀鴻遍野，更無辜的是廣大吃瓜群眾。什麼信息都是聽來的，信息之間的邏輯都是用想象力拼湊的，吃著不明所以的瓜，還有被監控的風險，真讓人忍俊不禁。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這個特殊的群體，自人類誕生之初就存在了，傳統文化教育告訴我們要尊師重道，現代的文化教育培養我們尊重老師，愛護學生，然而這些要求更多的是強加在了老師身上。
學生走進校園，老師就不再只是老師，是監護人、是保姆、是朋友、是心理諮詢師……假如逃課的兩個學生在外面不慎出了意外，這位老師不知道又會遭遇什麼樣的對待。
魯迅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歷史沒有年代，正是因為沒有年代，正適合套用在任何年代上，魯迅先生看得到歷史，也看見了未來。
我不希望看到培養我的家鄉教育就此被否定，我也不希望親愛的老師們戴著鐐銬跳舞，我希望不管是領導還是普通人都能正視問題，我希望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能夠勇敢發聲 ，我希望吃瓜群眾用正確的三觀看待事實。
“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
“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
“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牧師。”
“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這是德國著名神學家兼信義宗牧師馬丁·尼莫拉的一首詩《我沒有說話》，這首詩被鐫刻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新英格蘭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石碑上。
現在的人恰好相反，人人都出來說話，什麼話都敢說，以至於一片烏煙瘴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