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像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僅存半部八冊，保存於遼寧省圖書館，為國家一級文物，是該館的鎮館之寶！是古代文學名著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隨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其文化價值和文物價值日趨巨大。
那麼，假設蒲松齡這部《聊齋志異》手稿是全本的，其價值和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如何來衡量、如何來評價，那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遺憾的是另外半部手稿一直不知去向，雖然近幾十年來眾多的專家、學者、聊齋文化收藏者、以及蒲氏後人都在不斷地探訪它的下落，但至今杳無音信，似乎已經成為一樁歷史迷案。
我們不禁要問：遺失的半部手稿到底去了哪裡呢？是在歷史變遷過程中被銷燬了呢？還是被某些機構收藏著或者個人收藏者秘藏起來了呢？
這兩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所有聊齋文化研究者和關注者，如果是無意中銷燬了還好說，那就是不在世間了，就斷了眾多人的念想；但如果是在某個地方隱秘的保存著，那可是中國文化界和收藏界的一件驚天大事了！
目前僅存的半部聊齋手稿
今天，我們就根據根據這半部《聊齋志異》手稿遺失的前因後果來探索一下它的去向之謎！
清同治九年即公元1870年，蒲松齡九世孫蒲介人攜手稿闖關東，寄居奉天，從此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流傳到了東北瀋陽。
光緒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向蒲介人之子蒲英灝借閱《聊齋志異》手稿，此時蒲英灝是依克唐阿的幕僚，是他的下屬軍官，所以不得不借，就借給了半部，依克唐阿看完歸還後，又借了另外半部。
但是這時出事了，此時發生了戊戌變法，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軟禁光緒皇帝，鎮壓變法人士，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奉命帥軍回京協助慈禧太后，依克唐阿臨行匆忙沒有歸還手稿，攜帶半部《聊齋志異》手稿進京。不巧的是光緒二十五年即1899年，依克唐阿在北京病逝，蒲英灝還沒來得及向依克唐阿家人索要手稿，緊接著就爆發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事件，北京城被八國聯軍佔領，各國侵略者開始在北京城內大肆搜刮和搶掠珍寶文物，北京陷入一片混亂，自此蒲松齡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就再無音信，蒲英灝多方查詢也未能找到，從此以後就定論為只剩下半部手稿了。
這就是蒲松齡半部《聊齋志異》手稿丟失的過程，那麼，是真的丟失了呢？還是毀於北京淪陷呢？還是藉此北京混亂而隱匿起來了呢？我們來分析一下：
《聊齋志異》自1715年蒲松齡去世至清朝光緒年間，已經流傳近二百年，雖然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推崇和認可，但是在民間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凡讀書之人幾乎無人不知《聊齋志異》，就連鄉野老叟在田間地頭講的民間故事也有許多出自聊齋，雖然他們可能不識字、不讀書、也不知道《聊齋志異》，但卻來自口口相傳，同時社會上也流傳著眾多的、形形色色的《聊齋志異》抄本，稍有文化的人讀到聊齋並不是難事，可見《聊齋志異》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清末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這也是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借閱《聊齋志異》的原因，依克唐阿是滿清貴族、朝廷高官，雖然是武將，但出身高貴，自然讀書不少。當他知道自己的幕僚蒲英灝是蒲松齡的後人，而且還存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自然非常高興、非常震驚，借閱和欣賞《聊齋志異》原稿自然在情理之中，他自然也知道這部保存了近二百年的手稿是如何珍貴了，他能借閱這部手稿不僅僅是讀書那麼簡單，更是一種榮耀了，所以，依克唐阿肯定視若珍寶，不會輕易示人的，更不會送人了，因為這是他借來的，他是滿清貴族，這點人格他還是有的。
既然依克唐阿不會輕易把聊齋手稿示人和送人，那麼在他去世後，聊齋手稿肯定就在他北京的家裡，他的家人也肯定知道這部書的重要性了，所以說這半部《聊齋志異》手稿不可能在依克唐阿手中丟失。
那麼是不是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被外國人給搶走了呢？
此後一直有這種說法，有人說流傳到了德國，偽滿康德八年(1941年)，當時的一家報紙《盛京時報》曾援引德國的一則消息：《聊齋志異》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現存柏林搏物館。後又有消息說在德國發現有蒲松齡題記和印鑑的手跡檔案。也有說法《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在前蘇聯保存，那麼這部分手稿是出自遺失的那半部手稿中，或是其他稿本、抄本，都不得而知。
這兩種說法如果是真的，那就說明當時八國聯軍在北京搶掠文物時把聊齋手稿搶走了，但筆者認為不太可能。首先數量不對，依克唐阿借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是四冊，何來四十多卷之說，要是蒲松齡的其他文集還有可能，況且當今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是開放的，隨著各國文化交流的日趨頻繁，想查閱這種館藏文物並不難，它又不是屬於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保密檔案；其次，八國聯軍在北京搶掠的多是皇家珍寶，滿清貴族官員家中財物被搶者不多，況且聯軍的軍官士兵也不是什麼漢學家，因語言文字的界限，搶掠古玩字畫有可能，估計沒有知道《聊齋志異》是什麼的，所以被八國聯軍搶走的可能性不大；再者，那個年代國外研究和知道《聊齋志異》的漢學家少之又少，專門來購買和盜竊聊齋手稿的幾率不大，因為那時比聊齋手稿更有價值、更有名的古籍多得是，即使是因其他渠道去了國外也只能說是以後的的事了。
那麼，是不是在北京的混亂中毀掉了呢？
據分析有意識的去毀掉這部書稿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前文已經說過，在清末光緒年間，《聊齋志異》以及作者蒲松齡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已經非常高了，凡是有一定見識的人見到聊齋手稿，即使不知道這是蒲松齡的真跡，也能看出是一部前人的手寫本，即使是抄本也價值不菲，所以都能判斷出這是一件有相當價值的東西，自然會非常珍惜。假設這半部聊齋手稿在依克唐阿死後，從依克唐阿家中流落出來，也會在相當有層次的人手中，肯定倍加珍惜，不可能輕易銷燬。
這對比1948年另半部手稿在西豐縣被發現時的情景就能看出來，當時蒲松齡的第十一世孫蒲文珊（蒲英灝的小兒子）保存著僅存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那時正值東北解放，西豐縣正在搞土改運動，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並沒收地主家財，當時蒲文珊被農民作為地主把家裡的財產都沒收了，包括蒲文珊收藏的各種古玩字畫，其中就有半部《聊齋志異》手稿，一般農民不認識這些東西、更不知道它的價值，在他們眼裡只是一堆廢紙舊書，就堆在鄉公所準備焚燒掉。被時任西豐縣政府秘書劉伯濤發現了，才得以保存下來，劉伯濤為了保護下這部手稿也經歷了很多曲折（這個經歷我們另闢文章再介紹）。劉伯濤同志都是我黨的基層工作者，文化層次並不是很高，但是他一發現《聊齋志異》就知道不一般，就知道是一部珍貴的古籍，就有意識的去保護它。同理，依克唐阿是滿清貴族、封疆大吏，其同事、朋友、幕僚都是顯貴，更是知道聊齋手稿的珍貴之處，所以有意識銷燬的肯能性不大。
那麼是不是無意之中銷燬了呢？比如說北京城先落後，官員家財被外國士兵或者暴民縱火燒燬，順帶燒燬了聊齋手稿呢？從各方來看，沒有關於依克唐阿家中遭受搶掠和焚燒的的記載，況且，即使依克唐阿去世了，蒲英灝也應該找過他的家人索要手稿，如果毀掉了，蒲英灝不可能不告訴他的後人，所以最起碼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前後，手稿並沒有毀掉！
綜上所述，《聊齋志異》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去世後，既沒有丟失，又沒有被八國聯軍搶去，也沒有毀掉，那它到底去了哪裡呢？
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被隱匿起來了！
而且，這個隱匿有兩個方向，一個是仍然在依克唐阿家中，另一個方向就是被依克唐阿的家人（包括親近的僕人）交給或賣給了別人！
這兩個方向，不論哪一個，蒲英灝來依克唐阿家索取手稿的話，只要是依克唐阿的家人不同意給、或藉口丟失，蒲英灝就沒有辦法要回。原因有三：一是蒲英灝只是一箇中下級軍官，地位與依克唐阿家族相差巨大，得罪不起；二是蒲英灝只是依克唐阿的幕僚，與依家其他人沒有很深的交情，蒲英灝還在軍隊供職，依家不怕得罪蒲英灝；三是依家通過依克唐阿知道《聊齋志異》手稿是件稀世珍品，值得冒險。
但是，不論那種結果，在光緒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聊齋志異》這半部手稿還存在於世，並被隱匿在一個收藏著手中！
正因為如此，又出現了另一條線索或者是說法。
被依克唐阿借走的《聊齋志異》半部手稿，在民國初年被軍閥張宗昌輾轉購得，1932年張宗昌被刺殺後，手稿又被文化名人王森然所得，直至最後消失無蹤。
這條線索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但可以根據當時的人物事件做一個推斷。
軍閥張宗昌購得聊齋手稿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張宗昌是山東萊州人，與蒲松齡的故鄉山東淄川並不是很遠，他小時候受過私塾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層次，他的私塾老師可能會給他講到當地的文化名人蒲松齡，相信他對《聊齋志異》和蒲松齡並不陌生；其次，張宗昌是奉系軍閥，一直活動與奉天、北京、山東等地，這與《聊齋志異》手稿的存在地域是相符合的，張曾任山東省主席，他的朋友、幕僚等也大多是這幾個地方的人，而且在當時也都是各界有名望的人，如果社會上出現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手稿的信息，張宗昌的朋友圈肯定能關注到；再者，前文講到如果手稿一直在依克唐阿家中或者在依家的朋友、故舊手中的話，適逢此時民國時期，滿清貴族、舊臣生活窘迫，很多人大量變賣家藏珍寶財物，以維持生活，這時藏有聊齋手稿的人變賣手稿是有可能的，而且這些滿清遺貴與張宗昌的幕僚朋友都屬於上流社會，很可能有交集，變賣聊齋手稿的信息張宗昌一定會得到，張宗昌既有權勢又是山東人，對於家鄉名人蒲松齡的珍貴手稿，張宗昌是有理由購買保存的。
還存世的半部聊齋手稿
王森然又是怎麼得到手稿的呢？
據說張宗昌曾委託他的管家，如果自己遇有不測可將聊齋手稿託付給一名文化人妥善保管，此管家與王森然相熟，張宗昌死後，管家就依張的囑託將手稿交於王森然保藏。
此說法可信度不高，張宗昌作為大軍閥家財萬貫，珍寶無數，聊齋手稿在其手中肯定不是最讓他掛心的，不可能單獨囑託管家來保藏手稿。倒是張宗昌死後管家偷偷取出手稿變賣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能當張宗昌的管家，肯定是張信任的人，要麼是自己家族的人要麼是親戚舊友，是山東人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是山東人自然瞭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自然知道聊齋手稿的珍貴价值，所以他私自取出又賣給王森然就有可能了。
那麼，王森然是什麼人呢？這個人可不簡單，是民國時期的文化大家，是畫家、美術教育家，曾任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高校教授，與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劉志丹、楊虎城、齊白石、徐悲鴻等相識，是最早參加革命的人之一，曾任全國政協委員，1984年去世。他的地位、專業、見識、修養都具備了保藏《聊齋志異》手稿的一切條件，假設他與張宗昌的管家相識，無疑他是管家出售聊齋手稿的第一人選，王森然知道聊齋手稿後絕對識貨，絕對知道他的價值，不論是從個人收藏還是保護文化遺產的角度，他都會傾力保存的。因此，手稿從張宗昌手中轉到王森然手中的可能性非常大。
後續的線索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據說這位管家將此手稿攜出張宅交給王森然後，王森然當即於第二天回北平，把手稿藏在平安里以西北興衚衕8號舊宅裡。文革開始後，他家先後被抄過8次，最早於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連生來到王家報信說紅衛兵要來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貴重的東西先交給他保存。王森然家藏古畫、古籍不少，但他認為最珍貴的當屬這部手稿，於是將手稿交給這位民警，誰知道這位民警不識貨，反認為王森然欺騙他，當面將手稿摔在地上，叫街上收舊書報的雷師傅拿走，事後，王森然發現屋內地上尚留有一頁，便偷偷帶出託人裱了保存，據說王森然生前一直為沒有早日將此手稿捐獻國家而後悔不已。
這個說法如果真實的話，聊齋手稿在王森然手裡就毋庸置疑了，毀於文革期間也基本可以斷定了。但是值得懷疑的是，這些當事人都有名有姓，而且都生活到八九十年代，按說查找真相併不復雜，是沒有人去調查呢？還是其他的原因無法調查呢？而作為蒲氏後人一支又為什麼不去查詢這些線索呢？
但是我們也不禁要提出疑問，雖然在文革期間古玩字畫等各種文物毀壞不少，但王森然既然知道聊齋手稿的重要性，怎麼會輕易交給一個管片民警呢？又怎麼可能讓一個收廢舊的當面把手稿收走呢。即使那時聊齋手稿屬於四舊，王森然又知道他的寶貴价值，外人則不知道王森然藏有聊齋手稿，他要把聊齋手稿妥善的藏起來並不是什麼難事。
所以文革期間在王森然手中毀掉手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沒有毀掉那麼就是還在某個地方、某個人的手中藏著。如果沿著這條線索分析，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丟失的半部現在還在世的可能性極大！
依然存世的《聊齋志異》康熙抄本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半部聊齋手稿遺失的去向線索：
線索一：依克唐阿去世後手稿一直存在依家。
線索二：依克唐阿去世後依家把手稿轉存於朋友隻手。
線索三：八國聯軍掠走存於國外。
線索四：依克唐阿家人或朋友或再藏人轉讓給張宗昌，再由張家人轉讓於王森然，再毀於文革期間，或者藉口文革被毀，現仍存於某處。
《聊齋志異》半部手稿遺失的過程，無非就是這四條線索，那一條可信度更高呢，請讀者來判斷一下吧，當然我們希望這半部聊齋手稿還在人世，更期望將來的某一天這半部遺失的聊齋手稿突然重見天日！
聊齋康熙抄本正好可以補充丟失的半部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