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刚进入中国时，曾有个非常诗意的名称——“燕梳”（insurance的音译）。如此轻巧的一个名字，却背负着中国保险两百年的历史。
未开发的“处女地带”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出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洋商在广州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其中尤以鸦片运输为多。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降低风险，于是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纪的现代保险业进入了中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保险的业务量不是非常多，外商保险公司更多是通过洋行代理其在华业务。洋行代理保险业务，是稳赚不赔，不仅可以从保费超过赔款的余额中，取得按股份分配的红利，而且每做成一笔保险生意都能收取佣金。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十口”。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敞开国门的中国，很快就成为欧美国家远东贸易的中心。中国各个新开港口之间的短程货运逐渐频繁，但是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战乱的危险也在增加，保险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开发的保险市场。英国《泰晤士报》曾为此大肆鼓吹：“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入中国，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能够保险吗？'中国托运商很快就提出这个迫切的询问了。因此，为1/3人口国家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也摆在这些新来的的冒险家的面前了。”兼营大量业务的洋行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洋行便筹措资金投资设立独立经营的保险公司。
1835年宝顺洋行设立了于人洋面保安行，1836年怡和洋行设立了谏当保险公司，洋行既是投资者又是代理人。英商保险最早进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垄断了中国保险市场。但如此广阔的市场，其他国家的洋行怎肯让英国人独享。19世纪60年代，美商、德商、日商洋行不仅开始代理本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而且和英商一样开始直接设立保险机构。
傍落利权，无能介意
虽然19世纪初，保险就进入中国，但是对保险思想的引入却在鸦片战争之后。
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撰写了《海国图志》，望国人能师夷长技攻夷、制夷。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其中谈到了“船担保”（即水险）、“宅担保”（即火险）及“命担保”（即寿险）三大“担保会”（即保险公司）及其运作。《海国图志》启蒙了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还不足以产生中国自己的保险业，因此并没有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之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对保险思想多有论述。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但是只此一家民族保险机构，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19世纪中叶，洋商迅速、安全、收费低廉的轮船进入中国的航运业后，很快将中国传统的沙帆船挤了出去。为了中国的航运业不致为外商所操纵，同时解决清政府供给的漕运问题，1872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的多方努力下，清政府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抢走了洋商许多华商客户，洋商非常不满。当招商局向洋行托保轮船时，他们借机报复，向招商局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保费。李鸿章意识到，欲求富国自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于是李鸿章委托有多年买办经验的唐廷枢、徐润筹办保险招商局，并于1875年11月开始公开招股。华商们多半都受过洋商保险公司的欺压，对于华商保险自是十分支持，很快“投股逾额”。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
保险招商局承保能力非常有限。当时每艘船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但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价值1万两和货物3万两，溢额须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而洋商公司只限保六成，剩余风险仍需由保险招商局自己承担，且“转保于洋商，傍落利权，能无介意？”于是，1876年7月，唐廷枢、徐润等人公开招股，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
1877年初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经营不善，轮船招商局并购了旗昌的轮船和码头栈房，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是仁和是水险公司，每年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仍须向洋商投保，保费大量外流。为维护利权，1878年4月在原保险招商局基础上，又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后来，唐廷枢推举张慎之为“江孚轮”船长。这是华人首次担任船长，之前这个职务一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洋商不满于此，拒绝接受货物运输保险。于是，济和船栈保险局增资至50万两，扩大经营范围，更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之后的几年，仁和与济和的业务扩展到海外，获利丰厚。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外商保险公司刁难华商的行为也大为减少。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引起了上海金融风潮，轮船招商局了陷入了非常拮据的处境，仁和、济和也深受影响。为重振雄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股款都存于轮船招商局。然而，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局。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最终于1934年10月停业。
争长短、挽利权
保险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独霸的保险市场上，为其后的民族保险发展，打开了局面，民族保险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保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众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视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他们在佣金、折让、费率、险种、拒保、分保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势力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华商保险前面。恰在此时，香港华商同益水火保险上海分公司失败停业，洋商以之为口实，恶意对华商信誉进行诋毁，拒绝与华商进行分保和业务交换。洋商还采用跌价和放佣的不正当手段，排挤华商，使华商保险举步维艰。
1905年5月，由于美国排斥在美华工，引起国人激愤。上海商会会长、福建巨商曾铸组织全国各商会协力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个城镇。国人抵制美货的同时，为不受洋商欺压，也在积极筹办民族保险。曾铸说：“目睹洋商挟资本来华从事种种经济上之侵略，深知国人非急起直追，自营银行、轮船、保险等事业，已不足与之争长短，而挽利权。”遂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筹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
民族保险公司毕竟资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与洋商“争长短、挽利权”，确实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同仁力量，才能与洋商一争长短。1907年，朱葆三（华兴、华成、华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社团组织。随着民族保险的发展，以及公会影响的扩大，华商火险公会多次改组，1931年更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创立的各类华商保险公司，总计有45家之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族保险业终于在洋商称霸的保险市场争得了10%的份额，数额虽小，但却意义重大。
北洋时期寿险崭露头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束了清政府近三百年的统治，消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性障碍。1914年—1918年，一战战火烧遍欧洲，欧洲国家忙着处理自家“后院”之事，无暇分身远东，让长期在欧美势力压制下的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唤醒了广大国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以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保险业也趁着大好形势加速了自身的发展，1912年—1925年陆续设立了39家民族保险公司，其中寿险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资寿险公司委托洋行在上海代理寿险业务，最初只限于旅华外侨，业务量非常小。不过敞开了大门的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华外侨人数快速增长，洋商开始直接在华设立人寿公司或分支机构。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生活相对宽裕的人是寿险主要的业务对象。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愿意购买寿险，于是民族人寿公司大量涌现。但是寿险与水火险不同，它对费率的计算、业务的管理等等，要求更为精细。不少不懂寿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管理的民族寿险公司，开办没几年就关张了。
1912年吕岳泉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组织纯粹华人资本，联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绅，成立了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吕岳泉曾在洋商保险公司服务多年，他虽然对寿险业务不是很熟悉，但他长袖善舞，深谙与权贵交往之道，非常重视引政界显贵、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进入董事会，这也成为华安在发展中刻意追求的传统。也正是通过拉拢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他们甚至上书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1916年华安还约请到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当然华安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能够充分利用“权势网络”，它还聘请了洋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时局、顺应时势。
五卅惨案后，华安发起“经济救国保寿”，深望举国人士，共同扶植该险种，使国民既尽爱国之义务，亦可获得对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纪30年代初，华安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可与洋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寿险公司。但随着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寿险业务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安的业务一落千丈，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
民族保险业高潮迭起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当时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金融资本大量投入保险业。1926年12月东莱银行开设了第一家由银行投资的保险公司——安平水火保险公司。1929年，金城银行创办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任董事长，丁雪农任经理。（丁雪农的岳父吴蔚如是东莱银行总经理，他任职太平，为后来太平接办安平保险创造了条件。）金城兴办太平后，不仅能从保险业务中获得收益，还可“肥水不流外人田”，由太平承揽自己的放款、押汇等金融往来，以及金城下属的众多企业的保险业务。
1933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四家银行注资太平，太平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公司。从1933年到1936年，太平先后合并了安平保险、丰盛保险、中国天一保险。太平组织总管理处，以太平为母公司，这三家保险公司仍保留原来的牌号，以各自的名义招揽生意，继续对外营业。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家公司的管理班子就可以经营四个公司的业务。万一某一公司亏损，也可以只就该公司原登记的有限股本清偿，不致影响全局。
1929年到1934年，为了联合力量，扩大承保能力，上海成立了多个联合经营的保险组织，有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中国船舶保险联合会等。1936年华商联合保险公司成员通易公司倒闭，联合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处境困难。太平为扶助同业，出资收购了通易在联合的股份，周作民出任联合的董事长，主持其事务。这样，太平在遇到自己无力承做的大额保单时，就可以通过联合的其他九家公司分保，形成了以太平为首的“保险团”。太平在诸多民营银行创办的保险公司中是最成功的。
拥有雄厚实力的官僚金融资本，参与到保险事业中，是这一时期民族保险业掀起发展高潮的一个关键元素。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成立初期的国民政府也曾励精图治，“查上海保险业务大都操诸洋商，每年被吸收之保费……外溢之数实足惊人。”1931年，中国银行有鉴于此在上海设立了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经营业务，与其他保险机构都不一样，他们的全部业务都由中国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代理，只需支付少许代理佣金，就牢牢掌握了与中国银行相关的保险业务。根据国民政府保险法规，1937年中国保险公司分离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两家公司内部实质上仍为一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撤，中国保险总公司部分机构随政府内迁，其余仍留在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总公司仓促之间来不及撤退，结果被日军监控起来。其间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董事三番四次要求与其合营，总公司负责人虚应道：既然要合营，公司内部就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他们以这个借口拖延时间，最终保持了白璧无瑕。
除了中国保险公司，官方银行投资的保险机构还有，1935年中央银行拨款设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交通部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