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之前，以東西對立為主，關中地區憑藉地理優勢，輪番上演武王滅股、秦翦山東六國、漢勝西楚、景帝定吳楚七國、北周收北齊等歷史進程。此時的都城主要在長安一洛陽一開封這條橫線上遷移。唐代之後，以南北對峙為主，如五代與十國、契丹與北宋、金與南宋、蒙古族與南宋、明與蒙古及後金、清與南明等。相應的，都城在北京一開封一南京一杭州這條縱軸上變遷。
南宋是北宋滅亡後，宋室南遷在江南建立的政權。杭州成為都城後，也成為中國古代相對統一的政權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時也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但必須注意到，南宋是偏安政權，都城實現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合一併不奇怪。如果是統一王朝，這種現象則可能是一種禁忌。在中國歷史上，就統一政權而言，國都建在全國經濟最富庶地區的例子並不多見，可能只有當時的東漢、西晉定都洛陽和明初定都南京，以及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等。漢唐時期的長安其實並非帝國的經濟中心，雖然關中也別富裕，但在漢朝河北河南一帶才是經濟最中心，隋唐以後更是往南方轉移。大多數歷史時期，存在著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的現象。東晉王導說過，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出於穩定國勢和向外發展的需要，以並不十分富裕的地區作為都城，是一種常態。這樣才能保持經濟與文化的流動性，避免畸輕畸重，有利於整個國家的協調發展。以此觀之，即便再給南宋十個岳飛，也不可能收復中原。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分析，從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後蒙難的宿命。
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必須分離，這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則。但是，政治中心又與軍事重心必須重疊，這是另一條不成文的法則，歷代君王都謹守不違。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淋的教訓。兩者一旦分離，身處軍事重心的統帥若心懷異志，起兵相向，處在政治中心的帝王們就權柄堪憂。這種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好幾次，比如唐“安史之亂”、明“靖難之役”等。這也從側面解釋了中原王朝都城隨邊疆形勢遷移的規律：邊疆形勢是中原王朝的防禦重心，即軍事重心所在。而軍事重心的改變，必然帶動政治中心的改變。漢唐都長安、北宋都開封、明朝都北京都是這一規律的具體體現。
譚其驤教授曾精闢地提出都城選擇的軍事條件，即制內御外的性質和作用。內製與外拓是國家政權的兩項大事。國都選址必須是從全局來考慮，審時度勢，縝密考慮每一地區國防地理位置的得與失、優與劣。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後，北京就成為中國北方乃至全國的首都，歷經元、明、清，迄今850多年，地位沒有第二座城市可與之比肩。中國三千年歷史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長安能與之媲美。
為什麼？用譚其驤的理論進行分析，北京作為帝國的優勢就特別明顯：一是在南北對立格局中，北方比南方有絕對優勢，都城必須在北方；二是唐宋以後，東北地區及蒙古高原的少數民族陸續興起，致使地處東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區樞紐位置的北京城成長為全國首都。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經濟原因，京杭大運河頂端就是北京，其交通非常便利，跟南方的交通來往和吸收南方財富與漕糧比較容易。保守估算，從明成祖遷都北京起，再到蔣介石將南京定都為止，北京連續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間，儘管有遷都之議，但從無遷都之實。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攜了去，不遷都；李自成破城在即，崇禎帝寧可吊死，不遷都；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光緒“西獰”，不遷都…所以說，每一座都城的上位，都是應運而生的產物。沒有一座都城能夠隨隨便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