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際，戰亂紛紛，百姓流離失所。新舊政權的交替，必然會讓大部分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和文人遭受生活的困頓和內心的煎熬。
面對亡國，士大夫的內心是痛苦的。一方面，故土難離，對故國對故土，人們總是懷著深深的眷戀和懷念，何況戰亂之時，生活困頓，文人更顯得無所用處；另一方面，面對新朝，在順天從命的通達之下，將道德信守屈從於生命意識來順從新的統治力量是辦不到的。那麼，或則以殉節去實踐道德信守，通過肉體的毀滅以獲得靈的絕對超越;或則削髮為僧，皈依佛門，過一種活著的"殉節"生活;或則遁跡山林，退守田園，求得道德與生命的形式的兼取。何去何從，成了文人內心最為掙扎的情愫。
然而，痛苦的不止他們，還有依附於他們的女人。不管是故國名臣還是新朝的“貳臣”，總歸還是有所依靠。而無所依靠的黃媛介又該何去何從？
黃媛介，字皆令，浙江嘉興人，出身儒士之家，生活於明清鼎革之際。黃家世代讀書，雖不是大富人家，卻也生活殷實。媛介從小飽讀詩書，吟詩繪畫，又兼冰雪聰明，很快小有名氣。嘉興一帶的人都說“黃家有女，冰雪聰明”，已初現黃媛介的非凡才情。
黃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這是一個改朝易代的國變時期，連年的戰亂，流離失所，使知識分子和廣大的老百姓一樣深受"身閱鼎革"帶來的侵害。
名士如許，名媛如許，在這個非常時期，文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他們飽受戰亂的創傷與精神折磨的雙重苦難，作為亂離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倖免。
黃媛介的的未婚夫楊世功在這個特殊時期，更顯得狼狽不堪。她倆早就定親，但在黃媛介該出嫁的年紀，卻又遭逢戰亂。楊家在納完聘禮之後，早就一貧如洗，連辦個簡單的婚禮都做不到。好在媛介對楊世功一往情深，戰亂年代也不多講究，草草嫁入楊家。
兩人結婚不久，因為戰亂，生意凋零，靠販賣畚箕為生的楊世功生意也做不下去了。為了維持生計，黃媛介和丈夫離開嘉興，來到尤且繁華的西子湖畔，靠黃媛介擺攤鬻字賣畫為生。
在當時三從四德的道德壓制之下，一介女子出來擺攤，且不說一個才女的自尊放下有多難，單是面對社會的輿論，非一般女子也絕難忍受。
黃媛介和楊世功生有一雙兒女。為了可愛的孩子和家人，黃媛介不得不外出擺攤，鬻字賣畫。在活著和輿論之間，她別無選擇，只能如此。但是，她自立更生養家餬口的做法卻被時人譏為婦道失守。俞右吉職責黃媛介說“近風塵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拋頭露面去養家，有違傳統禮教"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女德。彼時的黃媛介，其心理承受著閨秀道德與生活所擠迫的雙重壓力。
不但如此，黃媛介從小出生在書香世家，耳濡目染間其氣質自然出眾，清麗不凡。這樣一個女子外出擺攤自然免不了是是非非，也曾遇到潑皮尋釁滋事。幸好，媛介巧妙周旋，化險為夷。
可悲，可恨啊！生活的困頓，窘迫，逼她不得不拋頭露面外出謀生。世俗的偏見，社會輿論的壓力，又讓她倍感無助和苦悶。她是一個傳統女子，接受 了傳統的女德的教育，女子從一而終和三從四德的思想已經深入內心，她內心的掙扎和矛盾可想而知。 但是，不外出謀生，將一雙兒女活活餓死就是遵守婦德？靠自己的才華謀生，盡為人母撫養義務，贍養老人，難道就是有違婦德？在傳統觀念面前，個人的觀點顯得那麼不堪一擊，發聲亦蒼白無力。
雖然媛介憑藉其才華或粥書畫，或設帳為師，女性在經濟上能夠獨立，但傳統文化敲打著敏感的神經，情緒糾結而心靈矛盾。在這樣的心境下，身為才女的黃媛介免不了借詩詞以抒胸意，以遣孤獨抑鬱之情。
黃媛介籬字賣畫的日子久了，名聲漸漸在西湖邊傳開了，許多閨秀舉行文會，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從命，著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紅柳綠中，反而別有一番風采。
彼時的黃媛介經常應河東君柳如是之邀前往“絳雲樓”參加文人雅會。柳如是見黃媛介清貧，曾勸她到一些文會上唱詩作陪。但黃媛介不恥賣笑，段然拒絕。她甘願過一種清貧自得的生活，果然有林下風度。而這又何談“近風塵之色”呢？
就這樣，黃媛介一邊鬻字賣畫，一邊日日守著風光明媚的西湖，過著清貧而又怡然自樂的生活。
黃媛介是令人欽佩的女子。她敢為人先，在社會出現動盪變革的時候敢於衝破枷鎖，擔負起養家餬口的重任。她又是一位堅韌無比的女子，頂著封建社會強加給自己的“風塵女子”的標籤，不怨不怒，把心裡的苦悶和孤獨都付之西湖之水和詩詞。
她有著“林下之風”的美譽，有“金閨兔苑”之才，更有甘於清貧的灑脫和不流於俗的傲骨，是我們現代女子學習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