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耀輝 河北世紀方舟律師事務所律師
“囚犯難題”是一個極為有名的經濟學模型，解釋了何以短視地以利益為目標將導致對大家都不利的結局。筆者認為，我們還可以從法律的意義上理解“囚犯難題”，也可以應用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
“囚犯難題”講得是兩個囚犯的故事。有一個富人在家中被殺，財產被盜。警察抓獲了甲乙兩名犯罪嫌疑人，人贓俱獲，但他們否認了殺人的事實。於是警察將甲乙隔離審訊，並對他們說，因為你們偷盜證據確鑿，將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如果拒不承認殺人而被另一方供認，則將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如果主動坦白殺人將數罪併罰10年。此時如果檢舉對方，且對方拒不承認的話，則立功無罪釋放。試問這種情況下，甲乙兩人將會如何選擇？
對於甲乙來說，最佳的結果是兩人都否認殺人，最多因盜竊獲刑一年。但是他們兩人都無法保證對方不會出賣自己，自己將被從重判處無期徒刑以上重刑，對方反而無罪釋放。如果甲承認殺人，最多獲刑十年，恰巧乙不承認殺人，甲還能獲得無罪釋放的好結果。對於乙來說，也是一樣的，承認殺人，總比不承認殺人風險較小，更為划算。面對這樣的困境，甲乙可能都會選擇承認殺人，各判十年。雙方異口同聲否認殺人，都各判一年的結果將不會出現。
對於這樣一個兩難選擇，無關乎甲乙是否真的殺了人，哪怕他們沒有殺人，很可能也會作出對殺人部分有罪的供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政策大家一定耳熟能詳，它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坦白從寬可以誘供，抗拒從嚴可以精神逼供，所以民間流傳一段話，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近兩年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將坦白從寬落在實處，對嫌疑人、被告人選擇認罪認罰的，自願簽寫認罪認罰具結書，具有了法律確定性保障。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運行兩年了，僅以筆者作為親歷者的觀察發現，運行情況不容樂觀，大多數嫌疑人、被告人並非自願認罪認罰簽寫具結書；選擇認罪認罰後，量刑並不合理和均衡；做了認罪認罰後，無形中降低了檢察機關舉證責任和法院判決的證明標準，很可能會造成冤假錯案；檢察機關有時會以認罪認罰“要挾”嫌疑人、被告人做認罪認罰，否則會加重處罰；簡化庭審程序，公訴機關恃強凌弱，無法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認罪認罰作出以及精準量刑綁架法院和二審法院，等等。
筆者親辦的一件組織賣淫案，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提審當事人勸其做認罪認罰，因為量刑建議較高，無法接受就不同意做，檢察官惱羞成怒地離開，隨後提級到市檢察院，市檢察院經審查達不到無期徒刑的標準就又打道回府，又將協助組織賣淫變更罪名組織賣淫起訴。開庭當天，檢察院對認罪認罰胸有成竹，對列隊站著的所有被告人聲稱做認罪認罰，面向將來決定他們命運的合議庭的法官，足以對各被告人形成心理壓制，被告人不同意做，將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法律後果，所以全體被告人也就不得不接受了。在法庭上，做過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就跟戴上緊箍咒一樣，只要被告人稍加對事實提出異議，緊箍咒就緊一緊。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求有律師在場見證，保證被告人認罪認罰簽寫具結書是自願的，但不能據此認為律師認為被告人有罪，律師還是可以做獨立的無罪辯護的。但實踐中，筆者就遇到過，公訴人未經通知律師到場，就讓當事人簽了認罪認罰具結書，再讓律師補簽名。雖然明確了量刑幅度，但當事人內心是抗拒的，無法從中獲得真正的寬大處理，做與不做，相差無幾，不如無罪搏一搏更為划算。
最近筆者代理的一件盜竊案件，橫看豎看都不構犯罪，堅決無罪辯護，檢察機關當庭量刑建議四年。當事人也堅稱自己很冤，又擔心害怕坐牢，一邊無罪辯護，一邊想著緩刑，內心極為矛盾，雖然律師可以百分百地堅信是無罪的，但有時無罪案件並不產生於此時此地，又不能拿著當事人的利益冒險，更多會尊重當事人的選擇，而在一些模稜兩可的案件，大多數被告人都選擇了認罪求緩刑，律師孤獨地做著無罪辯護，效果堪憂。
認罪認罰確實是分化瓦解共同犯罪的有效工具，在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選擇認罪認罰，可能獲得相對從輕的處罰，堅持無罪辯護的被告人可能會冒著極大風險，甚至無罪辯護都是徒勞的。筆者曾代理一起輪姦的案件，原本是一起無罪案件，三名被告人中的兩名在庭前認罪，法庭上依然態度上表示認罪，在供述事實時又否認強姦，最終案件結果，認罪的兩名被告人判了10年，未做認罪的被告人判了11年。後來得知，他們的律師告訴家屬認罪的話判兩三年，認罪的兩名被告人家屬驚呼上當。
“囚犯難題”中涉及到兩個人，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可能會只涉及一個人，但他/她會面臨著兩種選擇，選擇認罪認罰可能會撿到便宜，也可能會喪失無罪釋放的機會，面對兩難選擇，處於強勢地位的檢察機關應當明確量刑建議，不可隨意撤回認罪認罰具結書，保證嫌疑人、被告人真實自願接受認罪認罰具結書，不可被告人因放棄選擇認罪認罰而加重其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