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新冠肺炎，美国几乎全军覆没，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不断甩锅中国，甚至还暗示病毒是中国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
其实美国这是在贼喊捉贼，你美国才是病毒生物武器的集大成者，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研究都可以说是一骑绝尘。
美国生物战历史
一战期间德国曾利用间谍撒播马鼻疽杆菌及炭疽杆菌感染对方的骡马。这是20世纪生物武器的第一次应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物战
由于德国的大力发展化学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国放弃了生物武器计划。
但生物武器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世界性的繁荣时期，各个大国都制定了生物武器研制计划，进行生物武器研制，并且还公开或秘密的应用于实战。
美国也是在在一战后开始发展生物武器，而且也参与针对生化武器的军备谈判，当时还只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
1925年6月17日，美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但《日内瓦协定》只能在禁止生化武器的首次使用方面发挥作用，在以“防御”为目的的研制和储备不违反这一协定。
日内瓦协定
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新型的生物武器，其宣称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德国或日本可能发动的首次生物武器袭击”，属于防御性质。
在1941年，美国开始和加拿大、英国合作研究和生产炭疽炸弹，并进行肉毒素的野外散布实验。
英国此时因为人力和财力的限制，也开始与美国合作研制生物武器，并派出生物武器专家常驻美国，指导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制，1942年，得到英国大力支持后，美国生物武器的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
二战期间，日本令人闻风丧胆的“731” 部队，进行人体的活体试验，遭杀害者达10000人以上。1940年、1944年日军在我国浙江、湖南、河南等地空撒布伤寒杆菌、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致使霍乱流行，仅感染鼠疫致死者达700多人。
日本在承德撒布霍乱弧菌导致万余人死亡，而且也导致1700日本士兵死亡。
尽管日军屡次应用，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效果甚微。战败后，日军大规模的生物武器计划终结。
后来美国以包庇战犯为条件，获得了日军的技术成果。
而且，美国的生物武器投送技术受到“731”的巨大影响同时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经费投入。
二战后的美国，国力与日俱增，基于其霸权主义思想也发起了多起主动战争，每一次的战争几乎都有着生物战的影子。
1952年初，美军向朝鲜的朔宁、平康等地投放了带有细菌的苍蝇和昆虫，2月美机对铁原地区的志愿军阵地投掷了大量的带病昆虫，此后发生了著名的宽甸事件和甘南事件，这两起在中朝边境的平民区投放细菌容器的军事行动被“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证实。
朝鲜战争细菌战
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在放弃了报复原则，并且已经制定了 “总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全权支配生化武器的使用”的原则。
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对朝鲜平壤市、江原道、咸境北道、黄海道，对中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多次发动了轰炸，轰炸中使用了生物武器，就对美国空军飞机出动的架次、轰炸后发现的各类昆虫的详细调查研究和细菌学实验鉴定后表明，这些昆虫带有鼠疫、霍乱以及其他传染病菌。详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
但是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始终没有承认。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同样的大量使用的生物武器。
1962年9月3日到10月11日，在金欧半岛布洒橙剂，美军对越南使用的6种植物杀伤剂给越南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但使越军不能得到粮食，生存变得困难，而且使25000平方千米的森林遭到破坏，13000平方千米的农作物被杀死，153.6万人中毒，死亡3000余人，其中包括不计其数的平民。
1969年，美国基于以下3个理由对生物武器的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
- 由于尼克松主义的收缩战略，美国大力削减军费。
- 生物武器耗资巨大，但性能不稳定，作战效果差。
- 美国急于改变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而生物武器的使用已经泛化为道德问题，社会意识形态成本太高。
美国生物武器政策改变表现为：
- 重视化学武器，轻视生物武器；
- 重技术储备，轻装备部队，在研究中重防御技术和探测技术；
- 将生物武器泛化为道德问题，制约他国。
冷战时期，为了制衡苏联，美国利用生物武器的舆论对苏联进行了全方位的围堵，生物武器也是其与苏联冷战的一颗重要棋子。
70年代，鉴于苏联生物武器的巨量储备，美国相应的提高生物武器军备，但未到达收缩前水平。
美国一方面保持对苏联的威慑平衡，另一方面进行军控谈判，并在舆论上对苏进行制约。
1972年4月在美国、前苏联、英国的首都公开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1981年5月，美国在经历了5年时间，终于在取自柬埔寨的一个植物样品中，发现了3种真菌毒素。
于是美国分别于1981年9月在西柏林和9月14日联合国上正式对前苏联和它所支持的军事力量违反《日内瓦协定》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使用真菌毒素提出了指控，导致西方的新闻媒体对苏联大加谴责。
在里根执政时期，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前苏联进攻性生物战计划的确切信息，美国大大加强了对生物武器的研究，以对抗前苏联所谓的即将到来的“生化威胁”。
但是美国此时的重点是二元化学毒剂；在生物武器领域，美国只是进行生物武器基因化的技术储备。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伊拉克的生化武器进行了大规模的核查。
美国宣称搜查伊拉克生化武器
并以之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且对伊朗、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国家进行指控；还和前苏联国家展开军控合作。尽管美国在这一时期主要挥舞道德大棒，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研究还是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美国提出了生物恐怖袭击、基因武器、人种炸弹等诸多概念。
在遭受炭疽袭击后，美国将生物武器的军事用途向国土防御和公共安全领域倾斜。
现在美国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预警系统的概念。
美国生物武器理论研究
美国不仅仅在生物武器在战争的实践中经验丰富，在对生物武器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在各个生物武器大国中也是无出其右的。
美国国防部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建立了生物战研究机构，该机构占地5.2平方千米，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
此外，埃基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也承担某些研制任务。
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有2个重要的成就，在当时轰动世界，并被认为是生物武器技术的2大突破。
一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气雾罐计划”，对生物战剂在气体中悬浮的存活情况、动物染病机理和感染剂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奠定了生物气溶胶云雾作为攻击方式的基础。此乃一切细菌、生物或器材，特别是炸弹、布洒器方面的设计、使用之基本理论。
二是研制成功大量冷冻燥粉状生物战剂，提高了生物战剂的稳定性和储存时间。
这一点作为储存、运输和使用有重大意义。
生物战剂与化学战剂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活性生命物质。
美国军队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等。
美国丰富的生物武器理论研究和实践，是美国从一战以来的生物战黑历史中积累下来的。
新冠病毒还想着甩锅给中国，你美国的屁股搽干净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