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是一部關於日本全方位研究的著作，中譯本已有多個版本，也可足見受重視的程度吧。
《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中譯本
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一八八七-一九四八）是美國的一位著名的女性人類學家，此書寫於二戰時期（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因為如此特殊的時代背景，所以她還沒來得及到日本做田野調查，而是不得不採用文獻、電影等資料撰寫，卻創作出了這部被公認為日本研究的名著。
究其原因，大抵是因為本尼迪克特勾勒出了日本民族的人性特點（從文化的角度），書名“菊與刀”帶有深刻的寓意，即象徵了日本人頗為矛盾的雙重性：
日本人極富攻擊性又不冒犯人，既窮兵黷武又有審美情趣，既驕橫又和藹，既僵化又善變，既恭順服從又不聽人擺佈，既忠心耿耿又背信棄義，既勇敢又怯懦，既謹守傳統又順應新潮。”
這可謂全書的中心思想，也是屢屢為人們所提及引用的了。本尼迪克特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而這些分析是多個角度的，包括了歷史、宗教、倫理、道德、教育等等多個方面，特別是等級制度、“恩”與“報恩”的觀念、對性的態度等。
日本是一個如此獨特的國家，本尼迪克特也比較了它與西方國家地區，以及淵源極深的鄰國——中國的區別。有意思的是，她發現，儘管日本從中國吸收借鑑了許多文化精義，包括忠、孝，卻唯獨把中國人最重視的“仁”，排斥在了他們的倫理體系之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通過《菊與刀》瞭解日本人的特徵，對我們理解日本文學也是不無裨益的。事實上，在第十章“道德兩難困境”中，本尼迪克特正是藉助日本民族史詩《四十七士物語》的解讀，剖析了日本人的“情義”觀。
順便提一下，四十七士的故事也被阿根廷大文豪博爾赫斯改寫為《無禮的掌禮官上野介》，收錄於他的短篇小說集《惡棍列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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