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母亲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 后转至海德堡大学，先后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1941年，前往美国。总的来说，她是喜欢美国的，"二战"胜利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她坚持留了下来。
对美国来说，她也是"外来的女儿"。她要做一个边缘人、局外人、"有意识的贱民"。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价值中立"， 而她争取的，唯是身份的独立而已，价值倾向却是鲜明的。 对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不惮于自我孤立。
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关于艾希曼审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到，她不但从中挑战广大社会的惯常的善恶观念，"美化"屠夫和公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受害者团体——自己所属的种族团体——犹太人委员会以至全体犹太人，终至于众叛亲离，这需要何等超迈的道德勇气！
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 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被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阿伦特的文章被普遍误解并遭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犹太人委员会、众多犹太人领导人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这无异于拿自己的民族开刀，用阿伦特的话说，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爱这个世界》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
"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
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因此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
"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在报告中，阿伦特还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
阿伦特认为，罗马尼亚不但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没有在"帮助犹太人迁移与帮助纳粹驱逐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同样是一种"恶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对于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不但在迫害者之间，而且在受害者之间引起的整体性的道德崩溃，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所提供的内容，是带冲击性的。
谁之罪？对于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伦特在这里留下的启示是，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仅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关于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表达的观点，诺曼·波特莱兹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准确的：
"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予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她给予我们的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
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深刻的，但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由于她，无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体的卑鄙的伪装，撕破了人们借以掩盖自身的人性弱点的外罩，所以备受攻击和诽谤也是必然的。
《爱这个世界》一书中，汉娜·阿伦特与丈夫海茵利希·布鲁希尔的书信与她过去几十年中所出版的众多通信文集相比（与卡尔·雅斯贝尔斯、玛丽·麦卡锡、库尔德·布鲁门费尔德、赫尔曼·布洛赫、马丁·海德格尔相比），具有其特殊的地位。没有任何一封信能表现出该书信作者之间这种真诚的信任和开诚布公；所涉猎的话题及人物之广泛，是以往任何书信都难以比拟的。无论是私人话题，还是说艺论道；无论是对大自然的感慨，抑或是对国际政治事件的阐述，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种挚友般的至诚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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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京贵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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