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清承明制？
一些清史學者及其擁躉，在論述清朝制度時常會言及“清承明制”的論調。這些“不辨黍麥”的二流學者們，真的是清朝統治者的好幫手。
清朝統治者為了強調自身的政權合法性，才會不斷地言及“清承明制”的虛假事實，就像“匡復明室”那樣荒誕不經，然而就是有很多人對此深信不疑，對此筆者也無可奈何了。
所謂名者實之賓也。循名以責實，便可發現，清沿明制，名同實異。
如晚明時期內閣權侔君主，而清朝也確確實實的繼承了明朝的內閣制。然而此內閣非彼內閣。清順治帝時期權力的最高機構，則屬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康熙時期則是政出南書房，到了雍正時期則另設軍機處，用機要秘書的形式代替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至乾隆初期則已形成定製。這一制度一直到宣統帝退位的一百七十多年間，一直是作為滿洲中央集權制度的核心的。
而軍機大臣無非屬於君主或者僭主的奴才總管，而漢人中除了張廷玉，劉統勳，于敏中，曹振鏞諸人之外，很少有能預聞軍機的。就連延清廷六十餘年壽命的漢臣之曾國藩，生僅得協辦大學士之虛銜，李鴻章位列首輔二十餘載，至死仍無軍機大臣的頭銜。
許身為國，如此二公者，尚不能預聞軍機，遑論其他漢臣了。
滿漢之大防，直至清亡仍見其效應，可嘆清主苦心經營承襲三百年的祖宗大法，竟成了清亡的助推器。
慈禧曾有言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相比於民間百姓死活，滿洲集團更在乎的是世襲特權的萬世無疆。可曾想過，把民人推向了死亡的深淵，你滿洲特權將如何存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然而固執迂腐的權貴們，早已被肉糜腐蝕了頭腦，這些常識對於他們而言就是不足以聞的。因為“本朝以武定天下”的陳舊思維，依然佔據了決策層的大腦，不顧時局變化，焉有不亡之理呢。
滿尚書與漢尚書
在這個帝國裡，滿清的權力結構屢有變革，有兩點卻是始終不能與時俱進。其一，是政府組織的滿漢雙規制。其二，是軍事組織的八旗駐防制度。
就像漢承秦制，唐承隋制，明沿宋制一樣，在部分歷史學家眼裡清也一定是承明制的。這樣看似很有根據的論斷，其實也逃不過一個臆斷想當然。
的確從清廷官職劃分而言，明朝的內閣六部制，在清朝得到了延續。但是我們拿著放大鏡細細研究其詳略的話，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清廷六部制度，我們以禮部為例，則會發現清朝在官職設置上，有一官兩職的現象。
即，禮部尚書，設滿尚書一人，漢尚書一人，左右侍郎的話也是滿漢均佔一位。這樣計算來，一個禮部其主要領導便有六位之多，而且一個大原則便是同級官員中滿人均為漢人上司。
這便是，以滿馭漢的原則。
於此，也可一窺清廷冗員之多。
滿洲官員的產生方式，但問血統或軍功，不問識文斷字與否。而漢員的產生方式，照例是由科甲出身。且不說某些部門如內務府、理藩院等，不容漢人染指外，即如內閣六部九卿，閣首與司員，也是血濃於水，功閥大於才學的。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現象，帝國的各大省區的巡撫，總督以及六部閣首，竟然長時期的出現了白丁在位，能臣作輔的現象。
通過上述現象的分析，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鴉片戰爭時期與英軍打仗，滿洲大員要用女人的月經布、人畜糞便、狗血、雞血等裝神弄鬼的方式去對抗英軍的威力無比的大炮了。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如此幅員遼闊的大清，卻只能任蕞爾小邦宰割的屈辱過去了。
滿員奴才監督漢員，蠢才制約能臣的古怪現象，似乎封建以後便銷聲匿跡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
受忠君愛國思想教育的漢人們，對於滿漢雙規制，當然已經看出其中缺陷了。清朝的這種內滿外漢的統治方針和元朝的民族壓迫政策並沒有什麼兩樣。然而漢臣們本著為君父分憂的心理，切言時弊，指陳內滿外漢的陋習，認為任命內外大臣應該摒除滿漢成見，然而這種敢於觸及內滿外漢的人事傳統，除了招致滿洲大君的無情鎮壓之外，並沒有得到任何改變。
廣開言路，是每一個繼位之君，必定上演的重頭大戲。
所謂新君繼位，鹹與維新是也。
滿漢混血的嘉慶繼位之後，快刀斬亂麻似的清理了朝中的和珅集團，接著又下了一個求言詔書，只可惜嘉慶大君並沒有明帝那般的大肚量，上書言事的奏摺，紛至沓來。然而生性敏感的嘉慶大君卻藉此治了不少敢言直諫大臣的罪。下詔求言的是你皇帝，結果因言治罪的又是你皇帝。事後，嘉慶大君又發佈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自己求言納諫之心不變，爾等臣工要體察君父的良苦用心。
事實上有了前車之鑑，敢言直諫的大臣少了太半，而歌功頌德，虛與委蛇，欺上瞞下的投機者倒是多了起來。所以有清一代，沒有言官。
歷史又何其殘酷，而又何其相似。
嘉慶的繼統之君道光帝亦與乃父乃公一樣，派遣對付英夷的文武欽差大臣，一直就用的是滿洲權貴。如“主撫”的用琦善，“主剿”用奕山等。所以直到曾國藩啟用之前，滿洲大君對於鎮壓叛亂一直仰仗的是滿洲軍事集團裡的權貴子弟。
畢竟漢人終屬外人，其心叵測。
在官修史學中，滿漢之別已然不見其蹤跡，代之而起的則是滿漢融合的政治正確。但是如果以政治正確的觀點來研究那段離你我不遠的史實，總會有齪齷難符之處，而若依以滿馭漢，滿漢之大防來看待史實問題的話，是不是有一種柳暗花明，豁然開朗的感覺呢。
在滿洲大君的眼裡，大陸只是他征服的地區之一，作為征服者他要時刻保持征服者的特權以及社會優越性。滿洲大君除了是漢人的皇帝之外，他還是蒙古人的大汗，藏人的活佛。
這些眾多的身份認證下，其所包涵的社會價值以及歷史信息是豐富多彩的。
滿洲大君首先是要保證皇族，宗室的地位身份，其次才是滿洲集團的社會特權，再次則是國家，最後才是附屬國。這就是滿洲大君們世代相襲的天下觀，這種天下觀和儒家的家國天下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家國天下的一圈圈的外延性的同心圓。
唯一的區別在於，漢人並不是他們首要關心的，滿洲軍事聯盟集團，才是國之根本。
下面完全引用一下朱維錚先生的一段話：
就史論史，貫穿全清兩個半世紀以上的滿漢雙軌制，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論著注意，是很奇怪的。原由或因忌諱民族問題。然而清末孫中山，章太炎等鼓吹“排滿革命”，與後來的大漢族主義乃至華夏中心的反歷史論調有可比性嗎。
然而“你辦事，我放心“之類的子虛烏有的聖心垂愛，在民眾的心裡卻是始終願意相信聖斷如炬的。除了越無知越無畏的蠢貨，稍願知中國常識的讀者，至少會花點時間讀一讀《東華錄》。假如連如此簡單的編年史記都沒有耐心讀完，那麼彼輩無論在網外網上論史，只可視作胡言亂語，似無疑義。
如前文所述，滿漢之大防這一政治策略始終貫穿於清廷三百年的統治的。一如國師恩格斯所言，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惰性力量。他既然已成為專制主義者的中央集權體制的有效形態，便不可能隨著滿清的垮臺而很快終結。
它會借屍還魂嗎。這是一個區別於傳統史學而有待開發的新領域。
滿清治下的國中之國
在這種“私制度”之下，最壞的還是他們自己心虛，始終要給自己留一個退步。不容漢人染指的化外之地。儘管滿洲第五大君嘉慶帝是滿漢混血，這並不妨礙他們政策的制定，並遵守之。如他們將關外之地的東三省，視為龍興之地。清廷絕不容許漢人出關謀生，直到光緒末年山東菏澤境內黃河決堤，不得已山東人才大規模的遷徙關外龍興之地。除了天災之迫不得已，其實最主要的還是王朝末期，官防鬆弛。若是在康雍乾之強盛期，恐怕“闖關東”，就連“下江南”都會禁止的。
畢竟流民等於流寇，這一不安定因素，維穩是大於民眾死活的。
還有就是今天的寧夏自治區等與蒙古接境的地方，同樣不容許漢人在此墾荒，多添一戶人家。其目的就是要把漢人和蒙古人隔絕來，不許二者互相接觸。同樣也是到了光緒末年才得以解禁。
再如今日的新疆地區，也被滿洲大君們視為禁臠，不容漢人置喙的，他們要把此一天然牧場作為滿洲人的衣食之地的，不容許漢人往那裡去。直到了左宗棠平定回民叛亂之後，禁令始馳，漢人才能到新疆去。由於滿洲的私心自用，才在中國境內無端劃出了些許禁地，不容漢人及其他民族前往。故而在歐美日諸國出現了所謂的“本部十八省或者內陸十八省”的荒唐說法。然而就傳統歷史而言，並非如此。
在滿洲人眼裡，蒙古為其親族，故蒙古貴族多有封親王、貝勒、貝子等顯爵的，而漢人至多得爵於侯爵即止，縱觀滿清三百年曆史除了曾國藩封侯之外，又有幾許人得封。
滿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漢人居於第三，滿洲雖未明目張膽的實行四等人制，但是如此的區分，著實學到了元朝君主的統治精髓。
故而借用錢穆先生的一句話可以明言：清代文化制度，實在也沒有幾項值得我們今天之再稱道的。
參考資料
1、朱維錚《重讀近代史》《走出中世紀》
2、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3、美 歐力德《乾隆帝》
4、社科研社《不客氣地說，許多人喜歡的不是歷史而是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