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系，是自公元前3世紀開始，直到19世紀末期，存在於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的，以中國為主要核心的等級制網狀政治秩序體系。此後朝貢制度成為古代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地區關係的主要手段，朝貢就是朝拜和進貢的簡稱，以朝貢的方式換來大國對小國的政治地位的承認。
朝貢體系的雛形是古代中國周朝的畿服制度，即周朝天子是內服和外服的共主，天子在王國的"內服"，也就是中心地區進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對直屬地區之外"外服"(邊緣地區)則由周王朝冊封這些地方的地方統治者進行統治，內服和外服相互保衛。由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的"天下"概念。
其實早在中國商朝時期，統治者便已建立了 內外服制度，周朝取代商朝之後，將這一制度細化，還第一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謂之番國"的概念。到了漢朝，得益於漢武帝擊敗匈奴，開拓西域，以漢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正式得以確立。在這時期的朝貢體系中，漢朝和其他諸國以"冊封"關係為主，各國需要主動承認中原政權的共主地位，並憑藉中央政權的冊封取得統治的合法性。如“漢倭奴國王”、“疏勒國王”等，各受封國對中原政權按照不同的要求負有進貢和提供軍隊等義務。
西晉末年，北方遊牧民族大量進入華夏民族的中樞地帶，原有的冊封體系隨之崩潰。直至隋朝重新統一之後，朝貢體系方得到恢復。唐朝時，"羈縻"政策取代了原有的冊封制度，在唐朝軍事勢力範圍內設立的羈縻州、縣，其長官由部族首領世襲，內部事務自治，負擔一部分責任，並進行象徵性地進貢，實際上中原政權將其視為領土的一部分；對於內屬國如渤海、疏勒、南詔、契丹等，一般封為都督或郡王，有自己的領土，其首領的政治合法性來自於唐王朝的冊封，中原政權則將其視為臣下。宋朝之後，進一步加強了對羈縻州、縣的控制，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監管官員，後來演化成土司制度，納入了中原政權的領土之中。
元朝時，國勢空前強盛，皇帝名義上是全蒙古帝國的共主。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明確規定朝鮮國、日本國、等15國列為“不徵之國”，並且確定了"厚往薄來"的朝貢原則。由此最後確立了朝貢體系成為東方世界的通行國際關係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中國中原政權成為一元的中心，各朝貢國承認這一中心地位，構成中央政權的外藩。此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中華核心論”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了巔峰。
在朝貢體系影響下，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一個以漢字、儒家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在朝貢體系中，中國無疑居於核心地位，朝鮮、越南、日本、琉球都屬於次級的藩屬國家。它的形成主要基於漢家文明的高度發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形成吸引和威懾，其核心思想主要是“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和“華夷之辨”、“尊華攘夷”的觀念。其中，“華夷之辨”與“同服不同制”思想作為“大一統”思想的延伸部分，也是古代王朝經營邊疆民族朝貢制度的思想基礎。
朝貢體系確立之初，存在著兩種性質不同的朝貢體系，一種實行於周邊國家地區，另一種是實行於邊疆民族地區。其思想是相同的。但隨著國家發展，指導兩種朝貢制度的思想出現差別，最終成為“治邊”和“交鄰”兩種不同領域的政治思想。
朝貢體系下，有著明確的等級制度，國家關係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並不代表中國可以對下級國家任意欺凌和剝削。事實上，中國對藩屬國的敕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因為敕封就表示了中國承認藩屬國的主權，便不能干涉藩屬國的內政，並且還要為藩屬國提供安全保護，像萬曆年間的朝鮮戰爭，日本侵略朝鮮，作為宗主國的明朝，就有義務救援藩屬國。
同時，朝貢體系的形成，還帶有強烈的強權政治特點。中原王朝往往奉行“修德懷柔遠夷”，但同時也奉行“恩威並施”的思想，在邊疆推行強力統治，以維護其宗主地位和權力；朝貢體系還帶來了朝貢貿易，互通有無，加強了國家間的經濟交流，比如嘉靖年間的俺答入侵、倭寇肆虐，都是明朝斷絕與其的朝貢體系導致的；朝貢往往還是國家宣示“正統”地重要方式，大力推動朝貢制度，昭示“正統”地位，彰顯“大一統”思想，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邊疆民族朝貢制度非但沒有解體，反而比秦漢時期規模更大了。
朝貢體系與條約體系、殖民體系並稱，是世界主要國際關係模式之一。朝貢體系下，國家間長期和平穩定，邊界相對穩定，中國與朝鮮、越南等國家的邊界在過去幾個世紀甚至都沒有明顯變化。相較之帝國主義的挾武力脅迫屈服、建立殖民地，孫中山等人認為，宗藩關係不訴諸武力即可使對方誠服更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