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师说》以及“文以明道说”构成了一整套的世界观，成为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依据。这一思想体系，在中唐时代由韩愈初步综合完成，然后在庶族地主阶级全面崛起的北宋时代，在文化上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以下，即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例，说明这一思想体系所造就的最高人格。
作为北宋文坛第一位名副其实的领袖，欧阳修的精神在两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首先，他努力成为道德楷模，凡是义之所在，他总是不顾个人的居处进退，奋不顾身地行其所当行。仁宗景祐元年，二十八岁时，他入朝任馆阁校勘，这是他中进士、至西京充留守推官四年以后第一次入朝为官，宦途可谓顺利。景祐三年，范仲淹忤宰相吕夷简，被贬，欧阳修不在谏职，本可置身事外，但他却贻书切责司谏高若讷，因此被贬为夷陵令。再经过四年，他才又重回京师任馆阁校勘。庆历新政失败时，欧阳修又因范仲淹、杜衍、富弼相继罢职，上书切谏，而被贬为滁州刺史。在他仕途的前半，他始终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受尽挫折，始终无悔。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里说他：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感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可谓形容精当。贬夷陵令时，欧阳修在写信给同时被贬的友人尹洙时，如此说道：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谢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
他跟尹洙提起这事，不只与余靖（字安道）共勉，实际上也希望尹洙如此。他自从读过残本韩愈文集，就一直推崇韩愈（见《书旧本韩文后》），但他也了解韩愈人格上的缺点。他以韩愈为楷模，并要求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样的人生目标，他是非常有意地去追求的。
欧阳修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也如韩愈一般，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奖掖后进。唐宋八大家中属宋代的六家，除他自己外，有三个人是他的门生（曾巩、苏轼、苏辙），有两个人（苏洵与王安石）得到他的提拔或赞扬，其他的例子就不用再多说。提拔人才，是另一种形式的“聚其徒”，加上他的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一代之“师”。
仇英《醉翁亭图卷》
欧阳修最著名的门生苏轼，在奖拔人才与砥砺节操两方面都以其师为模范。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荐，曾在《师友谈记》中记录了苏轼的一些言谈，其中有云：
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可见苏轼极有意识地效法欧阳修，当仁不让地自任文章宗主，并期望后辈也能传承下去。这种精神，即是韩愈《师说》“传道”事业的具体表现。
关于苏轼在仕宦场中所表现出来的节概，曾经是他的政敌的刘安世（朔党领袖之一）晚年时曾如此评论：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按，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己身若以为是，决然行之，绝不退缩，这一点苏轼和欧阳修也是完全一致的。
苏轼不幸遭逢新、旧党争极为激烈的时代，因此，他的挫折当然比欧阳修来得大，贬谪时间比欧阳修来得长，其磨难也比当时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来得重。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后，他如此回复友人李常的慰问：
某启。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这同欧阳修贬夷陵时与余靖、尹洙相劝勉一样，但语意更为严峻——义凛然，直可为之生、为之死。
谪居海南时，当他看到秦观的《千秋岁》，就和了下面这一首词：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旧学终难改”，就是坚持自己所选择的“道”，包括他对儒学的认识、他为人的原则、他对现实的认识，以及他的政治立场。“君命重，臣节在”，表示他仍尊重儒家所立下的社会规范，不会因为自己的挫折就怨天尤人。当他的“道”和“君命”相冲突时，他接受惩罚，但不承认错误。对于这样的严酷现实，他只能像先师孔子一样，“乘桴浮于海”。他一生“行道”的事业表面上也许失败了，但他的失败正是他坚持“道”的必然结果，是他“道德自我”的完成。所以，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苏轼写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功业表现在贬谪时，因为这是他坚持守“道”的结果。这样，个人一生的成败就不系于“行道”的成功，而在于“守道”“传道”，并确立了“道”的至高无上。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苏轼已克服了君权对个人的束缚（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忠君），而把更高的准则放在“道”上，达到了封建王朝道德的极限，因此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最后的依托。
苏轼行书《黄州寒食诗贴》（局部）
苏轼完成自己一生的方式，他最忠实的门生都了解其意义——这为他们在一生“行道”的挫败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典型。所以，黄庭坚如此地描写他的老师：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借用苏轼形容自己文章的话，这样的一生真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既有庄子的随遇而安，又坚持孔夫子之道。根据黄庭坚《年谱》，黄庭坚自写此诗，有石刻真迹流传，题云：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在荆州承天寺观此诗卷，叹息弥日，作小诗题其后。
可见苏轼晚年的风范，在黄庭坚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轼去世后，黄庭坚在一封信里说：
东坡先生遂捐馆舍，岂独贤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谠论，切于事理，岂复有之？然有自常州来，云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
信中除了谈到苏轼的立朝大节外，还特别提及他的安然而死。由此可见，苏轼面对贬谪的恶劣处境，以及面对死亡的宁静，都对黄庭坚有所影响。对这样的苏轼，黄庭坚不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一直以师礼侍之：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苏轼的“典型”，在黄庭坚临死前的两个形象中即可找到回响：
崇宁三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按，黄庭坚友人李资深）书此卷， 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庭坚《题自书卷后》）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如此安然地面对极端恶劣的贬谪环境，充分显示了他对自我生命的自信，几乎就是苏轼的翻版。我觉得苏轼的人格对苏门士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苏轼去世后，他的门生和友人所表现的深切的怀念之情，以及在党禁之后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长期坚忍自守、不失节操，都可以作为例证。
苏轼生活的年代，二程兄弟的道学也日渐形成，南宋时又为朱熹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程朱之学也重视“师道”，流俗所传的“程门立雪”的故事可反映其精神。苏轼非常厌恶程颢，丝毫不假辞色，以致后代的程朱门徒对苏轼都有微词（朱熹对苏轼的爱、恶交杂可为例证）。程朱之学后来成为官学，可以说明他们所提倡的伦理秩序更合乎统治者的需要；而以苏轼为典型的师道，则更为活泼，师生之间的言谈更为自由而富有趣味。邵博记载了下面这件事：
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原注：把去声，农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
“恃其才，欲变乱典常”，正说明苏轼对“典常”不是很尊重，而司马光（刘安世之师）、程颢则更重“典常”。对封建秩序而言，程朱之学更为适合，其理就在这里。邵博又说：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
后来朱熹承袭了这种批评，说苏氏之学不纯。就是因为不是“纯儒”，所以才具有另一种生命力。都要像程朱那样讲的话，纯而又纯，恐怕就很难避免虚伪之气了（即所谓“假道学”）。
后代把道学视为宋学的根本，这是值得斟酌的。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本是多元的（除了苏学、程学，还有王学等）， 只是在程朱成为官学之后才被窄化。“师道”后来流传成程门那种极严肃、上下关系极刻板的形式，其实也是师道的窄化（因此也就形成“天地君亲师”这种封建道德），这是很不幸的。同时也说明，宋以后的庶族地主阶级比不上宋代，宋代更具有活力。宋以后士大夫文学日渐没落，也是这种情势的反映。
以上的讨论集中于个人较为熟悉的欧阳修与苏轼。其实，不论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如何，就直道而行而不顾己身安危这一点而论，北宋士大夫让人敬重的实在太多了（包括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人，如陆佃），即使被认为过度迂腐的程颢，仍然是一位君子。因为他们共同宗仰儒家的“道”，“达则行道，穷则传道”。即使在政治上挫败，他们仍然有“道”可传，人生还是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前引葛晓音的评语，如果这样扩大解释的话，就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的想法是如何变成一种思想、行为的整体风格，普遍深入北宋士大夫的深心之中，成为他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思想深度而言，韩愈公认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能够在《原道》和《师说》等文章中表达出一种思想倾向，被宋以后的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并沿袭了一千多年之久（直至新文化运动大力批判儒家），这样的韩愈，绝对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