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位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東隔珠江口同香港相望，西接磨刀門，南對南中國海，北面以關閘為界同今珠海市的拱北接壤。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澳門在明朝的時候淪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那麼這是真的嗎？
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
明朝人對澳門的認識
澳門古稱蠔鏡。蠔鏡本為蠔的外殼的一部分，平滑如鏡，故名。而澳門之所以得名蠔鏡，據後世學者們的解釋，原因大約有二：一是因澳門地處海口鹹淡水交匯處，產蠔甚多；二是因其南部有南北兩個海灣，“規圜如鏡”。後來由於“蠔”字以蟲為偏旁，頗為不雅，文人們便易“蠔”為“濠”或“壕”了。
《康熙皇輿全圖》中的廣州、澳門、濠鏡澳、橫琴島
現存史籍中最早關於蠔鏡的記載是在葡萄牙人皮雷斯於1514年所著的《東方誌》（Suma Oriental）中，書中記道：“除廣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蠔鏡（Oquen），陸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
而澳門一名見於記載最早者是1564年龐尚鵬的《題為陳來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疏中寫道：“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蠔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環大海，接於牂河，曰石峽海，乃番奏市舶交易之所。”
佛浪機東來，陰謀的開始
從15世紀初起，為了尋求黃金與香料，以及找尋傳說中的居住在東方的基督教王約翰及其王國，葡萄牙人在強有力的國家政權的推動和支持下，開始了以探索東方航路為主要內容的海外擴張活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葡萄牙人終於在15世紀末發現了繞過好望角直達印度和東方各國的新航線。
達·伽馬，迪亞士皆為葡萄牙王室資助的航海家
此後十數年裡，葡萄牙人沿著這條航線大舉東進，先後在印度的果阿和馬六甲建立殖民統治，在科倫坡、蘇門答臘、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商站，完全控制了整個印度洋的海上貿易，尤其是在佔領馬六甲後，葡萄牙人充分利用馬六甲與中國曾有長期友好關係這一特點，通過在馬六甲經商的中國商人蒐集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情報，並誘使他們為其充當翻譯和嚮導，為進入中國作了較充分的準備。
明正德年間葡萄牙人進入中國，對此中國的史籍中多有記載。由於當時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所知極少，更無法辨別這些西方人來自何地，因此便採用了伊斯蘭民族對歐洲人的泛稱來稱呼到來的葡萄牙人，即稱其為“佛郎機”（也寫作“佛朗機”）。
葡萄牙航海紀念碑前的世界地圖上刻畫的“殖民地”
1517年6月，葡萄牙方面派出國王特使皮雷斯隨同安德列德率領的艦隊來華。葡國此舉雖然是有意建立中葡間的官方聯繫，但事與願違，葡萄牙殖民者的海盜行為，使中葡政府間的首次交往以破裂而告終。
同年8月，葡艦隊到達珠江口並進駐屯門島。然後，皮雷斯與安德列德一方面通過當地官員告知中國當局，他們想晉見中國皇帝；另一方面卻擅自率三艘船溯珠江直達廣州，在懷遠驛前拋錨停泊，並在岸邊鳴炮升旗，“銃聲如雷”，驚動了當地官員和居民。
由於皮雷斯偽稱自己是馬六甲國王的“遣禮使臣”，又以重金賄賂了明武宗身邊正得寵的宦官江彬，終於獲准入京。1520年1月，皮雷斯一行由廣州啟程北上，5月到達南京。在南京，皮雷斯一行被引見於南巡來寧的明武宗，皮雷斯的翻譯“火者亞三”能言善語，博得明武宗的歡心，最後，皮雷斯等同明武宗一起回到北京。但到北京後不久，各種對葡使團不利的因素便接連而生。
職貢圖裡的佛郎機人
一是皮雷斯的翻譯火者亞三恃寵生嬌，行為跋扈飛揚，激起朝廷不滿。
二是留在屯門的葡萄牙人在1519年率遠征隊而來的西蒙的指揮下，侵犯中國政府在該地的主權，大肆進行走私、攔劫過往船隻，甚至掠賣人口，廣東地方官員紛紛將葡人海盜行為上奏朝廷。
三是馬六甲流亡國王的特使到達北京，報告了馬六甲亡國的經過，揭穿了皮雷斯等冒充馬六甲使臣的真面目。最後使葡使陷入絕境的是明武宗突然病死，江彬在權力鬥爭中被殺，皮雷斯等失去了後臺。
不久，火者亞三被捕下獄，在供認了自己本是華人，“為番人所使”後即被處決，皮雷斯及其使團也“絕其朝貢”，被趕回廣州。後皮雷斯被中國政府監禁並死於獄中。
屯門之戰:明葡交惡
皮雷斯使團被逐出北京後，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進駐與屯門僅一海之隔的東莞南頭鎮，並以50艘戰船對屯門形成半圓形包圍。6月15日明軍發動了進攻。汪柏指揮果斷，戰術靈活，葡軍雖然陸續有遠征隊到來加入作戰，仍然傷亡慘重，9月8日凌晨，葡人將殘軍集中到三艘軍艦上趁黑夜奮力突圍，激戰中海上突起風暴，葡軍趁機逃脫。次年7月，葡萄牙又派出艦隊來到中國南海地區，與中國水師在新會西草灣一帶相遇。葡方聲稱帶來貨物希望同中國貿易，中方則拒絕葡方重返屯門的要求，雙方發生激戰。中國水師“生擒別都盧、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被掠男女十人，獲其十舟”。葡方其餘軍艦突圍逃走。
屯門之戰復原圖
屯門之戰以後，葡萄牙人被迫改向浙閩沿海活動。屯門戰役使葡萄牙人認識到，中國國力強大，並非他們能輕易以武力相征服，這成為後來葡人以行賄等手段入居澳門的因由。
在將“佛郎機”趕出廣東之後，明朝政府詔令“佛郎機”人不得進貢，同時拒絕東南亞各國來廣州貿易。但這樣一來，“廣之市井肅然”，“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政府稅收急劇減少，民間商貿也深受影響。為了改變這種“蕃舶不至，則公私皆窘”的局面，1529年，兩廣巡撫林富上疏要求重開廣東市舶獲准，廣州於是重新成為通商口岸。
葡萄牙海船
鑑於“佛郎機”的船隻曾直接闖到廣州城下的教訓，廣東海禁重開後，明政府命令各國商船來廣東後，“在廣州各洋澳駐歇”，等候官府處置。這些洋澳當時共有近十個之多，濠鏡澳也即澳門便是其中之一。其餘則還有新寧、廣海、望峒，新會、奇潭、香山、浪白、十字門、東莞、雞棲、屯門、虎頭村等。
凡外國商船到澳後，官方先層層上報，然後由官員前去“抽分”即抽稅。稅率一般為十分抽二，其餘貨物則聽任外商與中國商人自由貿易。有些外商因貨物未脫手，需要在澳門過冬，當地官員則允許他們上岸搭建一些臨時建築，離澳時再將這些臨時建築拆除。後來在洋澳內暫住進行貿易的外商日益增多，當他們離澳時，這些臨時建築也不再拆除，而是被轉讓給其他人。
葡人賄賂得澳門？中西方不同的記載
廣東重開海禁後，本來已離開廣東到浙閩沿海活動的葡萄牙人也因被當地官府所逐而回到廣東。他們先後進入新會（今屬台山）的上川島和香山的浪白，以冒充他國商人、賄賂中國官員等手段，獲准在這兩地暫住和貿易。但由於這兩地都存在著交通不便、補給困難、風浪較大和離廣州太遠等缺點，葡萄牙人最終還是將其捨棄，而將目標轉向澳門。
明制《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東南亞諸國
葡萄牙人究竟於何時和如何進入澳門，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當代中國學者一般認為，葡萄牙人是在1553年賄賂了當地重要官員才得以在澳門居住的。以下是這一觀點所依據的兩則史料：
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趨濠鏡者，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溼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篷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為舶首矣。
（嘉靖）三十二年，番舶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曝聖經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壁榱角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番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
葡萄牙文獻中也有內容與此相吻合的原始資料。葡萄牙中日船隊總司令蘇沙（Souza）於1556年致信葡親王路易士，詳述了他與汪柏達成協議的過程：
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國。在業務中沒有多大進展，因為葡人被置於佛郎機之列，禁止利用中國港口。我命令在中國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陸，並且不要做任何對抗中國人的事情。然後，我進行和平談判，葡人答應繳納各種稅，所有葡人都同意這種協定……和平協定及繳納各種稅是由廣州城海道（HaiTau）副使的命令決定的……就是這個樣子，我訂立了和平協定，並決定了在中國貿易的各種事情。因此，許多人做了買賣，並且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安全地到廣州城和別的地方去自由做買賣，通行無阻。
明時期廣州灣
一些西方國家的史學家否認葡人行賄入居澳門這一歷史事實，認為葡萄牙人是因協助中國驅逐海盜有功而獲得澳門作為酬勞的。然而，不但在中國的文獻資料，包括官書檔案、私家著述中，不見有任何類似的記載，連主張這一說法的學者也從未在葡國文書檔案中獲得必要的支持。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耶穌會的曾德昭，他於1613年來到中國，其時距葡人入居澳門已達60年，曾既非目擊者，也非當事人，只可能是得諸傳聞。在他之後的那些支持者們更是以訛傳訛，毫不足取了。
葡萄牙人到澳門後，開始並沒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只是每年向海道副使汪柏賄送白銀500兩。1571年汪柏調離廣東，接任的海道副使發現此事，並將這500兩白銀作為地租上交。葡萄牙人吉薩斯（Montalto de Jesus）在其著作中記述了徵收地租的詳細過程：
1573年，葡萄牙人來澳門貿易時，海關收稅官走出衙門列隊接受葡人繳納的稅金，稅官回送葡商一罈酒和一些糕點。翻譯佩德羅·貢扎韋斯對海道副使說，葡人帶來500兩銀子作為繳納澳門的租金，海道副使當著其他官員的面表示同意，並連忙說道：這些銀子將送入鐵櫃，因為那是供御用的財物。此後，每年500兩租金之例就相沿下來。
關於葡人交納地租一事，明代史籍中未有明確記載，清代記載卻頗多，一般都認為葡人交納澳門地租是在萬曆年開始，數額為500兩白銀另加15兩火耗銀。這與葡人的有關記載基本是吻合的。
總之，葡萄牙人於1553年入居澳門，1573年起正式向中國政府交納地租，開始了其租居澳門的時期。這一租居時期長達276年，直至鴉片戰爭後的1849年，澳門總督阿瑪勒宣佈停止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為止。
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從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日起，明王朝內部就一直爭論不斷，官員們紛紛提出如何對付澳門葡人的各種方針。一種意見認為，應令葡人離開澳門，重回浪白澳去；另一種意見則主張用武力將葡人盡行驅逐；第三種意見則主張允許葡人居留澳門從事貿易，但應加強防範和管理。明朝政府最後採納的是第三種意見，即“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方針。至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執行的基本上也是這一方針。
概括起來說，明清兩代政府對澳門的管理有以下若干方面。
葡萄牙眼中的澳門
- 設置官吏
明朝政府在澳門設提調（掌管查驗外商船舶進出口、徵收船鈔、貨稅）、備倭（防止倭寇、掌管海賊、奸偽鞫捕事宜）和巡緝（掌管流動巡查、緝捕奸宄事宜）等三個行署，其官員統稱守澳官或澳官。澳門的主要行政司法等職能，則由香山縣知縣主管。清代在此方面有進一步加強，1731年在香山縣增設專管澳門的縣丞一名，駐紮於蓮花峰東北約一公里的前山寨。1743年又將縣丞移駐望廈村，後來又移駐今澳門盧石塘與草堆街之間並設立官署。1744年清廷又將管理澳門事務的官員級別提高，增設“澳門海防軍民同知”駐於前山寨，隸屬廣州府，其職責為“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並統一指揮當地駐軍，原駐澳門的香山縣丞則為其屬官，形成了從澳門縣丞到澳門同知、再到廣州知府這一管理體制。
- 制定法規
明清兩代政府根據澳門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制訂了多個具法律性質的章程和條例，責成居澳門的葡萄牙人遵守。
1611年，香山縣令蔡善繼草擬了《制澳十則》上呈兩廣總督張鳴崗。1613年，海道副使俞安勝和香山縣令但啟元在巡視澳門後，針對葡人的違法行為制訂了《海道禁約》，後經張鳴崗等修訂補充後被刻成石碑，立於議事亭中，令葡人永為遵守。其主要內容為：禁蓄養倭奴；禁買人口；禁兵船騙餉；禁接買私貨；禁擅自建屋等。
1744年，首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印光任訂立和頒佈《管理澳夷章程》七條，內容包括對外國商船的嚴格管理；嚴禁華民私入葡人居留區（澳內）；葡人向中國官府呈稟不得通過他人代為；嚴格限制葡人採買釘鐵木石等料；嚴格管理在澳的中國工匠；在前山寨設立海防衙門，統一指揮各處兵營等。這些條款的執行，使中國政府對居澳葡人的管理更為嚴密。
1749年，澳門同知張汝霖和香山縣令暴煜議定《澳夷善後事宜條議》行之有效的一些條款，還增加了驅逐澳門居民中的從前犯案匪類，嚴格管理在澳快艇，嚴禁葡人擅自處罰華民，葡人犯罪須由中國官府審訊處理，嚴禁葡人窩藏內地犯罪者，嚴禁葡人出澳，嚴禁勾引華民入教等內容。這一“條例”還被用中葡兩種文字刻成石碑，分別立於澳門議事亭和澳門縣丞衙署。
明清政府正是通過實行上述章程、條例，才得以充分行使其對澳門的主權，實施對領土、軍事、行政、的管理更為嚴密。
1749年，澳門同知張汝霖和香山縣令暴煜議定《澳夷善後事宜條議》行之有效的一些條款，還增加了驅逐澳門居民中的從前犯案匪類，嚴格管理在澳快艇，嚴禁葡人擅自處罰華民，葡人犯罪須由中國官府審訊處理，嚴禁葡人窩藏內地犯罪者，嚴禁葡人出澳，嚴禁勾引華民入教等內容。這一“條例”還被用中葡兩種文字刻成石碑，分別立於澳門議事亭和澳門縣丞衙署。
明清政府正是通過實行上述章程、條例，才得以充分行使其對澳門的主權，實施對領土、軍事、行政、司法和海關等的全面管理。
- 嚴加防範
在依據法規對居澳葡人實行日常的管理外，對防止澳門葡人肇事，明清政府還實行了嚴密的防範措施。
1574年明朝政府在扼澳門與香山縣咽喉的蓮花峰上建立關閘，設官把守，初期每隔5日開放一次，後改為15日開放一次。澳門葡人所需的糧食和日常生活品，只有在開閘之日才可運入澳內；一旦澳內有事，便可斷絕供應，以此來制約居澳葡人。
明清政府還不斷加強澳門防務，從軍事上控制居澳葡人。1614年，明政府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守；1621年，又改設參將於前山寨，兵員增至陸兵700名、水兵1200餘名，分別在澳門的石龜潭、秋風角、茅灣口、桂碇角、橫州、深井、九洲洋、老萬山、狐狸洲、金星門等駐防。清朝初年仍派參將駐守前山寨，統領兵員1000名。1622年，兵員增至1500名。1664年增至2000名，並派一名副將（從二品武官）統領。
澳門主權仍是中國的，葡萄牙僅為自治
在對澳門行使主權和實行全面管治的前提下，明清政府也允許居澳葡萄牙人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葡人的自治機構產生於其入居澳門後不久，幾經變革，於17世紀初形成由市民選舉產生的市議會和由果阿總督任命的兵頭（總督）並存的體制，並持續了200年之久。
葡治時期，澳門舊法院大樓
應該指出，葡人將其在澳門的居留地作為葡萄牙城市並設駐總督等官職，都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是在鴉片戰爭結束前，居澳葡人的自治政權的實際職能還僅是維持居澳葡人內部的正常社會秩序，其權力不出其居留區。
儘管葡人也時有破壞中國主權和違反中國法律的舉動，但基本上是服從中國政府管轄的，這也是葡人自治政權得以存在，葡人得以租居澳門300年的一個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