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明樹數據
民企與國企融資規模不在同一量級，分化愈演愈烈——
發債方面，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國企與民企分別新發行公司債31406億元與2368億元，前者是後者的13倍多。
從淨增融資規模來看，國企公司債淨增23353億元，且單月淨增規模持續正增長，同期民企的公司債合計淨增-1660億元，且僅有3個月份錄得正增長，其餘月份均在萎縮。
銀行授信方面，國企合計授信額度175萬億元，民企合計額度僅19萬億元，是前者的1/10。
即使在今年3月的疫情期間，國企共發行402只合計3174億元疫情防控債，而民企僅獲發行73只388億元。這讓淨融資規模本就在萎縮的民企在資金鍊上更加捉襟見肘。
民企與國企融資同資質不同評級，同評級不同利率——
債券發行人最新主體評級分佈顯示，AAA主體在國企中的佔比為38%，而在民企中的佔比僅有27%。
同時，AA-及以下主體在國企中佔比僅有2%，而民企中佔比高達20%，國企的主體評級總體較民企更高，因此也導致其綜合融資成本較民企更低。
即使主體評級、發債期限相同，民企的發債利率較國企至少高出100bps。
此外，相似資質的國企與民企發行人的評級也存在扭曲。通過整理AAA國企後10名與AA+民企前10名在2019年的主營業務收入數據可得出，後者的主營業務收入大幅好於前者，甚至是不在一個量級上，但在評級上卻差出一個檔次，即部分國企雖然資質比民企更差，卻反而能承擔著比這些民企更低的融資成本。
其實民營企業的融資難並非是一個新話題，早在2014年，銀行信貸就開始對民企收縮。
雖然中央不斷出臺政策希望扶持民營企業，但“返費”、“以貸轉存”和“爛企業揹債”等變相給民企增加融資成本的方式仍層出不窮，也進一步引發民企違約潮。
2019年民企新增違約債券規模是國企的3倍，但如此巨大的差距絕非經營效率所能解釋，而更多是來自國企背後的隱性剛兌預期所帶來的不對稱的融資環境。
因此，國企的隱性剛兌預期若不被打破，監管機構對各類變相提升民營企業融資成本的打壓力度若不能進一步滲透與加強，則仍然難以為民營企業建立公平競爭的融資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