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通揚泰鹽海門教區
漢語拼音的發展沿革：
漢語拼音的發明者——利瑪竇、金尼閣
漢字拼音的發明人金尼閣
金尼閣，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於今法國的杜埃城，當時為比利時領土，故金尼閣自稱比利時人，而陳垣等人亦稱其為“比利時人”。1594年11月9日入耶穌會。1607年往遠東傳教，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即利瑪竇卒年）秋抵澳門，翌年春詣金陵。隨郭居靜、高一志二神父學習華語（另一說從郭居靜及王豐肅）。郭居靜神父到杭州開教，他亦同行。後往北京報告南方的教務，深得龍華民的賞識。1613年去羅馬向教宗保祿五世“奏陳教務，並請準翻譯經典，司鐸用華言行聖祭，誦日課，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觀情況未實行。但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唸‘日課’的”。
金尼閣“集利瑪竇筆記為拉丁文中國開教史”即《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說1615年2月出版）。此書全部敘述是為歐洲人撰寫的。金尼閣刊行《基督教遠征中國史》，題獻教宗，道“書中初次精確地、忠實地描述了中國的朝廷、風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務問題”，是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之第一部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當時頗具聲譽。是書原為利瑪竇神父的意大利文記錄，經金尼閣譯為拉丁文，並增加了兩章，敘述利瑪竇之病故及殯葬的事。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羅常培根據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拼音方案。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蹟》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金尼閣回歐洲後，演講招募去中國傳教之人，眾人被其極富魅力的鼓動所吸引，爭先恐後，以致 於當地教會不得不出面婉言勸阻。金尼閣在吸引和選擇人才方面，可謂功不可沒。同時為在中國的教會圖書館募集圖書，帶來教宗所賜之西書七千多部（《遠西奇器圖說》原作便是金尼閣帶來的七千部書中之一）。
1619年，金尼閣再次抵達澳門。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陝西。1626年在王徵的協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西儒耳目資》的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體系”。
《西儒耳目資》作於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稱沿襲利瑪竇所創體制，即用利瑪竇二十五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於是漢字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雜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於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嚮往的熱忱”。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餬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於1639年，書中再三稱引《西儒耳目資》，如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漢字拼音化主張的萌芽）。傳教士的方法震動了中國音韻學家，直接啟示他們在西方拼音文字幫助下尋求對漢字記音系統更完善的描寫。稍後劉獻庭（繼莊）的《新韻譜》即在這種刺激下撰成，錢玄同說劉氏已清楚認識到“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標註任何地方之音”，羅常培《劉繼莊的音韻學》一文則認為該書重點就是“著眼於統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錢玄同甚至認為，《新韻譜》成書之年（1692）實可作為“國語運動”的紀元。
1627年，金尼閣再度被召回杭州，從此就在杭州專心傳教和著述。“華人曾言言詞理文筆之優，歐羅巴諸司鐸中殆無能及者。其遠非常人所能及之記憶力，其好學不倦，雖疾病而不輟，其時常從事之譯業，或譯拉丁文為漢文，或譯漢文為拉丁文，使之諳練語言文字，故言談寫作均佳，無論文言或俚語也”。他大部分的著作為拉丁文，寫成中文的即在陝西的《西儒耳目資》一書。
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還帶來大量外文書籍。這不僅因為他個人熱愛書籍，遵循利瑪竇開創的學術傳教之路，而且因為金尼閣在返回西歐前接受了在華傳教會讓其在歐洲廣泛募集圖書，從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會圖書館的任務。他這次前來，不只帶來了這些西學人才，讓後人感興趣，他還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的書籍。據說，這些書都是精裝本，無一重複，囊括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為了募集新書和儀器，金尼閣漫遊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終於收集了精裝圖書7000餘部。金氏本人估計所收書籍和儀器在離歐時價值1萬金幣。為此，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絡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向達先生稱這一舉動：“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於城外大方井耶穌會司鐸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桃源嶺村），“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後來，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譯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一、從簡略的回顧中，闡明從19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漢民族共同語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
二、通過注音符號、國羅、北拉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淵源關係，具體說明方案在哪幾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這幾種拼音的主要優點並加以創新，從而總結了二十世紀前六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歷史經驗。
三、通過對臺灣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之爭的分析 ，揭示隱藏在這場發生在臺灣的激烈論戰的背後，其實質性問題是什麼。
一、漢語拼音運動與國語和普通話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係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係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並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於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鉅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臺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曏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範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採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並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於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並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範正漢字讀音，並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於是，經公決並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戇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於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二、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的歷史淵源關係
1912年，民國成立後，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併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範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臺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範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於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佈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標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係。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並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並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