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陳登原、柳詒徵都曾著過《中國文化史》，王國維、錢穆、何茲全等人也都有過這方面著述。但“文化”這個概念內涵相對不固定，外延包羅萬象而眾說紛紜，涵蓋了器物、思想、藝術乃至於制度。書寫文化史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最容易陷入人云亦云、剪裁填補的窠臼，最難在無人問津的領域開掘出新路，發前人之所未發，讓人信服和滿意。吳方先生這部《圖說中國文化史》是傳統與現代、科學與人文、理論與現實的某種結合。作為一扇觀察中國文化發展流變的窗口，具有內容和方式的雙重意義。
本書展現了“大歷史觀”。作者不太關注激烈的戰爭和政治事件，而傾向於概括一個長時段的文化品格。正如書中所說，除了戲劇性衝突的事件，“歷史尤其是文化史還有它長時段的文化心態在起作用”，這成為作者寫作的一種自覺，也使得各個章節穿插著很多共同的話題。
其實，中國文化中包含著的很多問題，都濫觴於我們民族的起源，又經過歷史的重大標誌事件強化，慢慢烙成了延續到今天的文化基因。比如重視秩序和規則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主題之一，中國人很早就把視角從人與神的自然關係轉移到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對倫理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探討達到了早熟的巔峰。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待歷史人物和事件，孔子倡導“禮義仁德”來抵制春秋時期的攻伐，實際上是“基於一種溫和、冷靜的文化態度”，相信通過漸進的改良和和諧的追求，才符合理性的要求。對於天道與人文、王道與霸道、禮樂與刑罰孰輕孰重的討論，貫穿了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正是在這些討論中形成了中國人的實用理性思維。
“春秋大一統”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包括中國人對於社會、人生、政治乃至於哲學和宗教的心態，更強調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把“紛紜不一的精神意象，融合在一個歷史文化場景中，使神道社教與政治、與傳統的倫理相配合”。這種跨越人為分割的動態時段而立足更加宏闊的靜態歷史的視角，讓閱讀本書的行進速度不急不迫，顯得平靜而從容。
本書還嘗試打通文化、藝術、人文等概念的邊界。
藝術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藝術和文化都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都是通過某種符號呈現出來，反映和表現了某種社會力量。本書體現了藝術和文化的互釋性，以藝術的眼光看文化，極大擴充了藝術作品的範圍，無論是石器時代、玉琮時代、青銅時代還是鐵器時代，先民們留下的遺蹟都閃耀著藝術的光輝；以文化的眼光看藝術，則參透了藝術背後的精神，每一時代的審美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濃縮，包含著獨特的生命體驗。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講述唐宋以前，遠古到春秋戰國又佔了其中一大半，從文化遺址分佈、文化分期、古文字、出土文物等艱深之處講起，從古老的時期追溯文化的發展脈絡。
作者很重視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的運用，讓文化史上的經典，同地下出土的器物、文獻相互印證。比如對於陶器文化的理解，將其視為“文化”的典型體現、審美價值從實用價值中的蟬蛻脫出，開創了陶冶、薰陶等中國藝術精神的先河。這實際上是文化史書寫中對社會學、考古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借鑑。
通過從物質生活變遷揭開文化問題的序幕，由物質而精神、由器物而觀念、由心理而風格，證明了每一種藝術樣式、作品的興衰，都建立在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生活之上，建立在一個時代所處的地理位置、生存環境、安全壓力和制度典章之上，“各階層的人們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動於不同的場合、圈子”，這一點，東海西海、古往今來，心同理同。
歷史不是亡靈的畫廊，而是思想的戰場。講述文化的文字，本身也要充滿思想和文化的張力，形式、文字和內容完美融合，信雅達兼而有之。本書章節段落的設計擺佈，就讓你彷彿置身於中式庭院，移步換景、目不暇接，偶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字紛至沓來、點綴其間。文字的優美增加了閱讀的愉悅，每一篇的介紹與分析，都像極了獨立的明清小品。
作者對於才情、文思、美感的體悟理解積澱很深，善於捕捉到一個作者、一幅作品、一種現象、一類風格最幽深而獨特的東西，把“妙處難與君說”的要素捕捉和再現出來，這是吳方作為文藝批評家的專長和優勢。當我從中讀到白居易“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的寄意逍遙仕隱兼達，讀到杜牧“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的放浪形骸排遣鬱悶，讀到李商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的風雨飄搖輾轉流離時，對這些經典作家作品有了更多直觀和感動。
正如法國人福柯所說，重要的不是歷史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歷史的年代。無論是歷史還是書寫，其實過去從來沒有過去，始終以某種方式影響、塑造著今天的我們。（王會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