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这位武大副教授的关键一招，让无数学者热泪盈眶

2021-04-10 01:08:07 佚名

历史上，有许多“关键一招”，它们改变了国家的发展前途，更是逆转了无数人的个人命运。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关于恢复高考的“关键一招”。

（本文摘选自《关键一招——中国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实录》一书，作者：余玮吴志菲）

1977 年 7 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 29 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7 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 52 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查全性

8 月 1 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当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日后，查全性才清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因为知道自己敢讲真话，才会安排他参加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与会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之后他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这时，查全性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

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当面向小平同志谏言“恢复高考”

8 月 4 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 33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 5 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涉及敏感内容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 月 6 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或是“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但这时，查全性受到会议气氛的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 600 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 20 多万名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

“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 16 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 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 20 多万名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地说： “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是年 8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 9 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 4 页，约 1200 字，纸张已发黄，上面记载着查全性那次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发言。

“几句真话”让教育的春天回归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

“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淡。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 1972 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文化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文化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作“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针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很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尔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指导性的发言，或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听力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邓楠再给他在耳边上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根据现实情况果断地做了如此重大的这么一个决定，当年恢复高考。”查全性强调：“实事求是地说，我谈出来的意见一点也不新奇，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师，心里都是这么想的。我在那个会议的头两天讨论之后，就有个感觉，在这个会议上谈出来的话，就有可能解决问题了。尽管不是绝对的把握，但是觉得还比较有把握。”

这个当场拍板的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 月 13 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 3 年，回城当工人 5 年，当时在武重工作；女儿 1976 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会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还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的发生了。

当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似乎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又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但积压了整整 11 年的考生一起涌进考场，这样大规模的考试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这两件事从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但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也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 5 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的纸印考卷！

关闭了 11 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