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贵阳十月围城,宋氏土司也随之消亡,洪边十二码头改置为开阳

贵州,建立行省时间是明永乐11年,事实上,朝廷确定在贵州设置承宣布政使之前,现贵州版图分属湖广,云南,广西,四川等省,直至明代思南,思州两土司为了争夺朱砂矿产,本是同根生的两家土司大动干戈,以至兵戎相见,于是,明廷以此为契机,调遣镇远候顾城在两家土司交界处呈兵五万,所谓坐山观虎斗,同时秘密派遣20多名“特战队员”于深夜潜入俩土司老巢,擒获田宗鼎,田琛。押解至南京,其辖地分别设置思州,思南,铜仁,镇远,黎平,石阡,新化,乌罗八府。加上原来的水东,水西土司等领地,设置当时土地面积最小,财政最困难的第十三个行省。之所以要建立贵州省,并不是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全是出于稳定西南边疆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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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禾丰水东文化广场刘淑贞塑像


至唐宋以来,,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大多实行土人治土的羁縻制度,间接行使行政管辖,少数民族内部事务基本不会插手干预。到元明时期,演变为土司制度,即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由中央授予官阶职衔,其中宣慰使级别最高,其次为宣慰同知。等等,对其多采取安抚的怀柔政策,以保证中央驿道的安全和畅通。虽然出于整体的考虑,也会对不同的土司采取相互制衡的策略,比如提升布依族地方势力限制彝族地方势力。却事与愿违,最终形成杨,田,宋,安四家独大的局面。直至明朝灭亡,在贵州的改土归流亦未完成,直到清雍正年间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方才基本完成。至于连土司都无法涉足的生界,则是在解放前方才基本脱离“外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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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乌陶


元时的贵州城最初位于程藩府(今惠水县境内),宋隆济蛇节叛乱时被毁,于是朝廷决定异地建城,即今天的贵阳老城区一部分,当时属于贵州宣慰司辖地。作为边疆行省的首府--贵阳军民府,其设置过程有别于内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虽然府在城内,其辖地却在百里开外的定藩州以及水西安氏的“水外六目”等地,也就是说,贵阳城孤悬于土司辖地之中,其次当时城内分别由水东,水西土司分领,夷多汉少,由于语言不通,流官多仰仗土司下达政令,同时府州以下并没有建立完整的里甲建制。在明朝统治贵州的200多年间,各地土司也是“叛服不常”,明朝中后期,北方的鞑靼 瓦剌,以至后来后金的不断侵袭,中央朝廷宦官势力的崛起,可谓是内忧外患,本来就欠发达的贵州,各种苛捐杂税,同时受到土司和流官的双重压榨。以至很多调北征南的卫所屯戍士兵和家属生存状态堪忧(奢安事件时部分官员欠俸达3年之久,军士欠饷达5年之久,所以明朝的卫所建制没有真正完备过)。在历次土司叛乱中,皆有卫所人员逃散以至于加入土司队伍的事情发生。隆庆三年三月,贵州城正式更名为贵阳府,元代官方命名为顺元城,民间一直称贵州。贵州宣慰使治所衙门位于今省府路东端尽头,“奢安事件”后,该土司衙门才被改为布政使司衙门,民国时期还继续沿用为省政府所在地,“府辖城北”指的是今喷水池以北,冬至黔灵东路东端,北至六广门,西至威西门这一小片区域,同时也是当时真正意义的汉民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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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宝王庙


天启元年,永宁奢崇明奉旨率领土司武装20000人远赴北方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部队抵达重庆,部队以增加粮饷为名借机起事。杀巡抚,道,府,总兵20余人,接着破合江,泸州,遵义等地,围困城都,建元“大梁”,与朝廷对峙百日,由于 奢崇明部将罗干等叛乱,愿杀奢以将功赎罪,于是奢崇明仓惶逃到贵州宣慰使领地,因为水西与四川彝族土司奢氏有联姻的传统,当时奢崇明的亲妹妹奢社辉便是水西土司安尧臣的妻子,安尧臣正与乌撒土司起纷争,朝廷正欲以“越境”“擅兵”对其治罪的时候突然暴毙,其子安位由于少不更事,土司一职暂由安尧臣妻子奢社辉代袭。安位的远房叔父(大致为今毕节织金一带土司首领)怂恿安位母子响应奢崇明起事,安邦彥同时联合原贵州宣蔚同知宋万化参与叛乱,安邦彥自封为“四裔大长老。”宋万化攻占龙里等湖广通往贵阳的咽喉要道,造成历史上贵阳城的“十月围城”局面。时间是天启二年二月至十二月,由于当局财政困难,围城期间相当一部分军士以及部分流官逃走投奔奢安队伍,因为但凡来投,皆会赐予好酒好肉。城内组织抵抗的主要为巡抚李雲和巡按御史史永安,(官方史籍没有记载贵州都司的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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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城河上古桥

官方史籍在记载减员时难免修饰之词以掩盖逃亡兵民之实。数月的围困,粮草断绝,由最初的以树草皮革为食发展到后来的食尸体等惨状。战后有人将部分白骨集中埋葬于今扶风山下,称之为万人坟。镇将张彥芳兵至龙里,道路中断,贵州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战死江门(翁城河盘江渡口)。此时,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北方的后金军。本来李芸任期已到,接任者王三善,仓促调兵和补给,同时随身携带"空白委任状"给与战斗中立功人员及时封官犒赏,兵分三路驰援贵州。相继击败龙里等叛军,打通了湖广通往贵阳的驿道。安邦彥听闻朝廷大军将至,给部下宣称前去增调援军,实则是惧怕传闻中的朝廷十万大军,悄悄跑到今双龙新区的龙洞堡观察形势。这样围城的部队便群龙无首失去战斗力逐步散去。铜仁乌罗长官杨明凯用明军火器击毙安邦俊,乘胜进军贵阳城,同时先率5名骑兵来到贵阳城外,高呼“新抚致矣”,城内军民听闻,仿佛抓住最后的稻草,顿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至此,明天启年间贵阳的“十月围城”方告结束。之后也有因朝廷一支部队轻敌将部队扎营于今孟关而被偷袭,看到一丝希望的叛军重新集合,再围贵阳,最终因宋万化及其军师中计被俘而结束,宋万化乃水东足智多谋且骁勇善战的精英,此次事件后,水东宋氏因谋反罪,被夺取世袭土司职衔,位于今乌当云锦庄的宋氏别业也被王三善毁,宋氏别业是从洪武年间便开始在此建造亭台楼阁,花园景致的宋氏私宅,时任贵州学政的王训(后隐居今省政府后山的白岩山)也曾赋诗赞咏,祖坟被刨,如今只剩两根望柱孤零零的矗立在宋家历代的坟地之上。其领地后来也改土归流为开州等流官治理辖地。至此,贵州四大土司只剩水西安氏苟延残喘了7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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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宋氏修建的乌当大桥


至于奢安事件的最终平定,归功于朝廷重启朱燮元,总督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四省军务,当时朱燮元正在老家守孝,称之为丁忧,时间为三年,时间已经前进至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年号崇祯。虽然此前有贵州巡抚李三善的急功冒进,并且取得一些胜利,由于贵州地处蛮荒山地,崇山深菁,地形极为复杂,王三善在形势和侥幸的心里作用下,贸然挺近土司老巢,终因补给被断,在返回贵阳的途中被杀。鲁钦和蔡复一也相继被杀,同时,在贵阳城围城被解后,水西土司有归附之意,王三善却执意要其捉拿安邦彥来献方肯受降,安位本来就年幼不能理事,幕后主使便是安邦彥,此举本就不现实,地利已失,招抚又失策略,最终归于失败。既然是连丁忧都提前解除,想来朱燮元自然是有两把刷子,果不其然,朱燮元一上任,既抛弃原先的战略决策,而是采取兵分四路,诱敌深入,将安邦彥奢崇明引诱至四川永宁一带,摆脱水西土司领地地形的复杂性,从四路进兵包围进剿安邦彥、奢崇明以致全歼。接着趁势一举平定摆金五洞诸苗叛乱。其与王三善用兵的区别在于引诱敌人离开大本营,放弃传统四面合围的战法,同时并不将所有少数民族一刀切,而是妥善利用少数民族里的倾向朝廷的当地居民作为向导,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既解决地形不熟的劣势,同时还意外得到安邦彥藏于地窖的粮食,从而解决部队粮食补给问题。同时在安位属下拒不投降的情况下,改阵地战为游击战,消灭一小股敌人,得手后迅速回归大本营,一来二去,以致安氏损失近万土兵。同时焚毁水西位于大方的老巢。最终迫使安位率所领四十八目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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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与贵阳交界处倪儿关,王三善兵分三路驰援贵阳路线之一关隘


明代贵州,土司与中央朝廷对抗此起彼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不堪重负,同时,朝廷和流官从骨子里对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歧视,经济不发达,自然财政会困难,以致到此任职的流官,军士常年欠俸欠饷,自然会导致官员腐败,加之世有其土的土司的双重盘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同时老百姓对土司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武力的方式爆发。

明末贵阳十月围城,宋氏土司也随之消亡,洪边十二码头改置为开阳

黑泥哨古驿道和石牌坊


“贵阳甫定,而明亦旋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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