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地攤是一種古老的貨品和服務交易方式，應該說是一種根據社會與百姓需要自然而生的謀生職業，千百年來一直登不上大雅之堂。冠以“地攤經濟”，並抬升為一種“經濟形式”，只是近年來才有的事。
地攤一般應稱之為“地攤兒”，加上個“兒”，北方人說“擺攤兒”“練攤兒”，古代以來，有“士農工商”四民之序，行商者居末。如果行商者內也排個順序，恐怕“擺地攤兒的”會排在最末，“小商小販”，末之更末。
新中國成立後，“擺地攤兒的”也一直 屬於無“正當職業”者的非正當職業，基本上列為“投機倒把”範疇。那時所謂“擺地攤兒”也沒有什麼東西可擺，我兒時印象裡地攤兒有舊衣舊物，糖果瓜籽，但印象最深的是賣炒花生的，因為他們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準備逃避抓捕。說不準什麼時候就會有相關管理人員突然出現，只要被逮住，輕者沒收花生等所賣之物，重者連人一併帶走。所以我經常遇到一些驚心動魄的景象，印象特別深刻。
但有一點要特別說明，新中國的商業不再是“最賤之業”，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戰線，為人民服務的重要崗位，北京百貨大樓賣糖果的張秉貴，瀋陽和平菜市場賣菜的李素文，都是新中國商業戰線的優秀代表。
2
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地攤兒”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幾個特別深刻的記憶碎片。第一個記憶碎片是“地攤兒”和無正當職業者聯繫到了一起，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無正當職業者”的主體包括兩部分，一是從農村回來的“知識青年”，政府當時已沒有能力安排他們的工作，他們也無業可就；二是“刑滿釋放人員”，有一些“單位”可能存在不願意接收他們的情況。這兩部分人要想生存，過日子，只能去“擺地攤兒”，因為“擺地攤兒”沒有什麼門檻，只要豁得出臉面就能幹。真要是能夠不顧臉去擺攤兒，不但吃飯沒問題，還有可能獲得比較可觀的收入。
第二個記憶碎片是“地攤兒”直接催生了中國幾大小商品市場的誕生，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產生有一份社會性貢獻。所謂先有“市”才有“場”，瀋陽有一個叫“五愛”的地方，從80年代初開始，在那擺攤的人比較多，越多越聚，越聚越多，擺攤的多了就自動分堆兒分類，送貨扛活的配套業務也跟著發展，沒過幾年就名揚中外，後來中國評出“十大市場”，五愛市場名列第二，成為當地經濟繁榮的重要標誌。外國政要和工商巨頭來訪，市領導都領著到“五愛市場”去參觀。
第三個記憶碎片是“地攤兒”的出現和發展，直接催生中國的一個部門：城管。很多年之前我曾採訪過一座大城市火車站前的“市容管理人員”，因為他們亂罰款、亂收費，甚至“釣魚罰款”，引發了社會的憤怒。當時通過調查得知，這些“市場/市容管理人員”只有一套說不清來路的“大蓋帽”制服和一本非正規“罰款收據”。後來“城管執法”出現了，但是“城管”與“擺地攤兒的”之間總是矛盾，儘管各級政府在不斷地規範“城管執法”行為，但“城管”的形象始終不佳，社會輿論多數還是站在“擺地攤兒的”一邊。而且總有聲音表示“城管”幹了警察應該乾的事，而且關鍵他們還不具備人民警察應具備的幾乎所有的東西，比如執法資格、強制執行能力和職業責養、老百姓與社會的認可，以及財政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體制。所以，這對矛盾就沒完沒了，時不時地鬧出些亂子來。
第四個記憶碎片是有關於“地攤兒貨”的概念。“地攤兒貨”一是代表著便宜，，二是代表著粗製濫造，質量沒有保證。由此，“地攤兒貨”就和廣大的下層人民包括貧困階層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我認識一些低收入的人，他們從來不到商場、超市去買東西，嫌貴。由此，我“上綱上線”地認為，“地攤兒”是當前形勢下低收入人群的生命線。離開了“地攤兒”，他們的生活狀態將更加難看。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城管”和“擺地攤兒的”發生矛盾，很多老百姓會站到後者一邊。
讓我們始料不及的是，“地攤兒貨”這個概念早已延伸擴散到了世界貿易語境。比如，出口產品儘管物美價廉，還是被視之為“產業鏈底端”，是“底端產品”，是“沒有技術含量”。一言以蔽之為“地攤兒貨”。甚至，產品技術含量很高，製造很精良，僅僅是由於售價比較低，也會被稱之為“地攤兒貨”。
還有一種現象更為荒唐，一些冠冕堂皇的店鋪，甚至燈火閃耀的“正規”商場，陳列的形形色色的商品，“進貨渠道”與地攤是一個路子，因為擺放的地方不同，就成了“品牌兒貨”，售價隨之天差地別。相比而言，還是“擺地攤兒的”更實在，更靠譜，更誠信。
3
我出差每到一地，只要能抽出時間，就要到“擺地攤兒”的地方看看，看到“擺地攤兒的”，才算是真正到這個城市來過。特別是這些年來“城市化”的發展，很多城市的面孔都差不多，看不到什麼區別，索然無味。我們在電視 裡看到世界許多知名的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那些“地攤兒”，從當地的特色物產到充滿煙火味兒的風土人情，從琳琅滿目的食品攤到獨特的產品加工過程，說到底這才是當地的文化。
黑格爾說過，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綜上所述，“地攤兒”有其存在甚至發展的諸多原因和理由，當然，也不能因此而無視其存在的一些問題。綜合各方面的反映看，“地攤兒”的問題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影響交通環境，包括佔道擺攤兒，夜市對交通的影響；二是擺地攤由於成本低貨物和服務價格低廉對門市店鋪的利益有影響；三是容易出現質量問題和不誠信交易；四是對於市容和衛生的影響。這些問題獨立看起來確實是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稍稍分析一下，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第一，“地攤兒”的問題與上述所說“地攤兒”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兩相比較，就會認識到，我們應該尊重“地攤兒”存在的理由，並且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有了這麼深刻的原因和長期形成的理由，“地攤兒”有可能清除掉嗎？唯有摒棄僵化的思維，因勢利導，創新管理，才是最好的選擇。第二，中央已經把“地攤兒”上升為“地攤經濟”，這就不再僅僅是一般的市容和市場環境的問題了。事關經濟與社會發展、事關就業與民生、事關疫後經濟重啟和市場的繁榮、事關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質量與生存狀態，不可等閒視之。第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做出《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地攤經濟”作為城市綜合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反映，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對國家與城市治理能力的檢驗。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和決心。這點事兒都管不好還提什麼國家與城市治理現代化？第四，對於“地攤兒”的態度，事關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城市，需要在什麼城市狀態下生活的問題。
2020年6月1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山東煙臺考察時表示，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近兩三個月來，湖北、陝西、河南、遼寧、山東、江蘇、四川、湖南、河北、浙江、上海、廣西、吉林、安徽、福建等地政府都出臺了支持、發展“地攤 經濟”的政策和措施。從“仕農工商”最賤之業到“投機倒把”行為，從被歧視的“非正當職業”到被追捕的“不法商販”，從影響市容交通的汙垢到創建“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的障礙，“地攤兒”歷經種種遭遇和磨難，終於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歷史時刻，以“地攤經濟”的新身份、新形象，被國家總理視為“中國的生機”，登上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推動發展規劃。我看到“地攤兒”的春天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