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上，“丞相 ”名称一直在变化。
秦朝和汉朝，丞相为文官之长；到了隋唐，三省长官中的尚书令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同章事”为宰相，明代称宰相为“内阁大学士”；清代时，“军机大臣”中的“领班大臣“是大臣中的一把手。名称的变化表明中国式权力演变的规律——皇帝对权臣的防范。
权臣是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秦朝建立了丞相制度，但是皇帝制度本质上又对任何人不信任，皇帝总是担心丞相夺了自己的大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丞相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戒备的。有一次，秦始皇在山上俯见李斯的车骑队伍滚滚而过，声势很大，他很不高兴，随口骂了一句。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李斯，李斯马上减少了随从。结果秦始皇又大怒，追问左右是谁向李斯透露了消息。随从们没人敢承认，于是秦始皇将当时随侍在左右的几百个随从全部处死了。
这一事件典型的说明了皇帝对丞相的戒心。汉武帝时期，曾经走马观花一样地换了13任丞相，其中除一人在汉武帝托孤时留任，其他12位丞相中被免职的有7人，有5人因犯罪自杀或被下狱治罪。被免职的7人里也有2个人是非正常死亡，一位窦婴，他先被免职后弃市，另一位是田蚡，被惊吓至患精神分裂症而亡。这就是伴君如伴虎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换了这么多城镇，感觉还是用不顺手，于是开始重用近臣，何为近臣？尚书。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里，所谓尚书，相当于部长，中国古代的政府分为六部，每个部的部长叫尚书。
然而事实上，尚书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官职。秦代和汉代有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与尚书，替皇帝管理帽子、衣服、饮食、洗澡、家具这些小事儿，其中管理书籍的也叫尚书，也就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小秘书，是级别很低的官员、服务员。
但是汉武帝就开始用自己的贴身小秘书来处理重大的国务，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尚书处理，而不是给丞相，因为小秘书地位低，又随时在身边，很好使唤。宰相除了上朝能见到皇帝以外，平时连见一面都很难，而身边的人长期与皇帝长期相处，却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感。这就相当于今天有些官员会把很多事交给司机去管，因为司机贴身，靠得住。
这样一来，丞相权力被架空，时间长了，尚书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职务，
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尚书令名正言顺的成了真正的宰相。原来的丞相这个官职还在，但没有了权力，”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到唐朝，皇帝又感觉”尚书令“的权力太大了，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最高长官都叫宰相。所以唐代一开始的时候，宰相的名字就特别复杂，因为三省的长官名字不一样。尚书省的长官开始叫尚书令，后来叫尚书仆射，中书省长官叫中书令，门下省长官叫侍中，名称不同意，后来唐太宗说，统一了吧，都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他们的官都是三品。所以唐代前期的宰相，正式的名字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字很怪，体现的是三省互相牵制，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思路。
虽然把相权一分为三，但是三省毕竟是外朝，皇帝控制起来不是很方便，于是，到了后来，唐代皇帝又开始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小一级的官员，架空原来的宰相，不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获得了实权。到了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演变为新的宰相。
到了明代，猜忌心特别强的朱元璋连续用了几个丞相都感觉不顺手，不放心，把他们杀掉后干脆搞了一个重大政治创新，废除丞相制。这样皇帝身兼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了，每天不得不亲自阅览大量奏折。《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创造了8天之内批阅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也就是说，他每天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结果时间长了，他也受不了，实在忙不过来，就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文官任命”大学士“，临时组成一个秘书班子。
我们一听”大学士“这个词，往往习惯性的认为是一品大员，其实不是，在整个明朝，大学士都是正五品，是小官。因为朱元璋就是怕大学士演变成宰相，所以特别规定，你就是小秘书，拼命压低官品。
然而后来大学士还是演变为实质性的宰相了，因为他毕竟实际权力大。所以明代后来没有宰相，但是像严嵩、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变成了实际的宰相乃至权相。
清朝建立后，皇帝又感觉大学士们用着不顺手，因为内阁后来制度化了，大学士们获得了制度性的权力，不好操控。于是雍正帝又建立一个新的秘书班子，叫”军机处“，用这样一个临时机构来架空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又成了新的宰相机构，军机大臣成了大臣群体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