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之死，是三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生疑的“罗生门”。关于这一事件，《三国志·魏延传》的本传和“裴松之注”中竟然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魏延是蜀军中位居第二的人物，诸葛亮临终前本是让魏延暂时代理职权；然而，由于杨仪和魏延积怨很深，而费祎又想使两人避免冲突，因此杨、费联合姜维假托丞相已做好退军部署，将魏延排挤在决策指挥过程之外。但是，杨、费又觉得心中没底，于是就有了费祎前去试探魏延态度的一幕。结果，魏延坚持要接过指挥权，杨、费就把他甩在一边，命令全军撤退。魏延一怒之下率本部人马先行撤离（不肯断后），引发了蜀军的混乱、恐慌，抛弃大批物资仓皇地退回了汉中。
接下来，就到了魏、杨双方直接火并的时刻。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
一、褒谷口火并的真相
按照“裴注”的说法，蜀国大军回到汉中（褒谷）后，先给诸葛亮发丧，之后是杨仪先对魏延发动了袭击。但是按照本传的说法，魏延率军一回到汉中，就马上封锁了褒谷口，先派兵袭击杨仪。这两种说法哪个属实呢？
对照相关信息来看，蜀军好像不是一回到褒谷就发生火并的。因为本传中也说了，魏延和杨仪两人都上书朝廷，控告对方有叛逆之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两人的奏章差不多在同一天内送达了成都。这说明在
一开始，两人还都是想诉诸“法律”，请朝廷来裁决是非，还没有想到要用武力解决对方。应该也就是在此时（弹劾奏章刚发出的一两天里），蜀军全体聚在一起给诸葛亮发了丧。可以推想的是，在丧礼进行的过程中，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了。
例如，在丧礼仪式上，蜀军诸将要一起参加典礼，而这就涉及身份、排位的问题。究竟谁来当丧礼的主持人？是早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的魏延，还是暂时代理丞相职权（多数将领已默认）的杨仪？诸将见面后也肯定会相互诘问和指责：蜀军狼狈退军造成那么大损失，究竟是谁的责任？
在这时，费祎实际上已经和杨仪绑定在一起了。虽然他最初的出发点是调解魏、杨两人的矛盾，避免发生冲突，但是实际结果却是“忽悠”了魏延，支持了杨仪向全军发号施令的行为。现在魏、杨两人相互指控，朝廷即将派人来调查，尤其是考虑到蜀军退兵时出现了严重的物资损失，有一方被追责是免不了的。显然，如果照实说诸葛亮本意是让魏延接替指挥（按职级和资历也该是魏延），那杨仪就是违命胡来，费祎支持杨仪也是自作主张，都是要受到惩处的。
因此，现在费祎必须与杨仪统一口径，一口咬定丞相临终前根本没有让魏延代理职权的意思，而是和身边人一起安排好了退军部署，是魏延不遵丞相遗命，擅自先行撤军，才造成了蜀军狼狈退军蒙受损失的后果。（由于杨仪在军中资历不够，直接说诸葛亮让杨仪代理职权，众人恐怕不会相信，因此杨、费等人就避而不谈指挥权移交的事，只强调丞相预有退军部署。）
如此一来，魏延发现费祎的证词完全是偏向杨仪的，自己却没有人能证明清白，所有的错误、责任都将被扣在自己头上，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可能就产生了动手解决对方的念头。
而在杨仪、费祎这边，虽然找出了一套理由，但是毕竟还有些牵强，对于能不能应付过朝廷的调查，他们也是心中没底。同时，魏延又是手握重兵的大将，近在咫尺，随时有可能把自己“连锅端”了。因此，可能也同样会想到先下手为强。
于是，形势越来越剑拔弩张，双方逐渐从口头上的相互指责、讨伐升级为发兵攻打。笼统地讲，双方是“举兵相攻”，而具体是谁先动的手，就没法确证了。或许，双方的行动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非单纯是哪一方发动攻击。（按“裴注”的说法，是杨仪单方面攻击魏延，魏延没还手。但是联想到魏延也已弹劾杨仪，而且以前争吵时就有拿刀比划的动作，很难设想魏延完全没有做出任何攻击性的举动。）
当时，魏延率领着前军，有数万人马；而杨仪、费祎名义上可以调动全军的部队，但身边可用的只有姜维的数千虎步兵。不过，双方的矛盾实际上只是针对个人的，部队不论摆出什么样的架势，目的都只是让对面的人让开道，“把某某人交出来！”作为同一支大军里的同袍战友，两边的士兵并没有多少积极性去打的你死我活，因此很长时间里都只是相互对峙、争吵叫骂而已。
后来，在魏延的亲自督促下，魏延这边的士兵冲锋力度加大，眼看要冲破防线打进指挥部里去。然而在这时，其他的部队开始介入了。王平首先率部前来营救中军大营，他对魏延部队里冲在前面的士兵斥责到：“丞相尸骨未寒，你们怎么敢这么乱来！”王平在街亭之战、卤城会战中都立过大功，在军中威望很高。他一站出来，无形中就补足了杨仪、费祎在军中威望不足的短板，也进一步证实了杨仪代理诸葛亮职权的“合法性”，于是魏延的部队人心涣散，都觉得可能是自己这一边不占理，就不再听魏延的命令向前冲了。
这样一来，形势逆转，杨仪这边派出的部队反过来闯入了魏延的军营，前去抓捕魏延。魏延见此情景，只好与身边包括其子在内的几个人骑马逃亡。杨仪又立马派出骑兵部队追捕，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马岱。其实，马岱虽然是马超的从弟（同族小弟），当时的职位却并不高，之所以任务会派到他头上，只是因为他是骑兵指挥官而已（西凉骑兵）。马岱最终追上魏延将其斩杀，将首级拿回来呈给了杨仪。
汉中市城北门外里许，有虎头桥……流传久远且立碑焉。询之居人云:“是三国魏延死处。——《南郑县志》
古虎头桥——马岱斩魏延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并过程中，蜀军中大多数将领如袁琳、吴懿、高翔、吴班、邓芝等人，都没有站出来，成了沉默的旁观者。就是王平，一开始似乎也在旁观，直到中军指挥部快被攻破时（魏延部已有兵“先登”），才看不下去出面介入的。
火并结束后，杨仪作为全军代理统帅的地位似乎更加稳固了。杨仪器量狭窄、睚眦必报，在形势已定后，还派人去诛杀了魏延的三族。
二、蜀汉朝廷的善后处理
就在蜀汉北伐大军发生火并的时候，在成都的朝廷收到了魏、杨二人相互弹劾的奏章。后主刘禅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的意见，他们都相信杨仪而怀疑魏延。眼看前方要闹出大乱子，刘禅就派蒋琬率领京城禁卫军（宿卫诸营）赶往汉中，对魏、杨的争端进行调查和处理。蒋琬率军向北行进了数十里，就得到了魏延已死的消息。知道杨仪已经控制了局面后，蒋琬感到放心，就率军又返回了成都。（蒋琬、费祎、杨仪都是诸葛亮赏识提拔的文官，是丞相府的官属，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和信任。而他们对于魏延这样的武将，显然都有着害怕无法控制的担忧。）
局面稳定后，政权开始改组。刘禅按照诸葛亮生前的意思，对人事做出了安排：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主持朝政。同时，将原左将军吴懿升为车骑将军，授予“假节”特权，督汉中，接过了杨仪临时代理的大军统帅职权。吴懿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既是资深大将，地位仅次于魏延、袁琳（事迹不详），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当朝吴太后的兄长，有着特殊的政治身份。
对于蜀军在褒谷发生的内讧，朝廷肯定要派人进行调查。在听取了杨仪、费祎、姜维等各位当事人的证词后，朝廷得出了基本结论：魏延并非造反，而是与杨仪争权不和；不过，造成不和乃至相互攻打、还有蜀军退军时的严重损失等的主要责任，都在魏延身上。在这里，杨仪、费祎等人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把各种罪责都扣在了魏延头上，如不遵号令、擅自撤离、破坏栈道、堵塞谷口、先发兵攻打指挥部等等。
不过，魏延虽然被认定有罪，毕竟还算不上谋反的大罪，被诛杀三族显然是用刑过重。考虑到魏延之前领兵作战立有大功，朝廷也觉得似乎应有所补偿。因此，后来就给魏延予以厚葬（也有人认为这是变相地做了平反）。
魏延墓就位于汉中市北门外2公里的石马乡，据称是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蒋琬令人修建（蒋琬在这一年出屯汉中）。当地县志记载，魏延墓土冢高达数米，周围有石栏环绕，更有数尊石羊、石马守护墓前。今墓已不存，存二石马，一残破，一完整。于1973年移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
魏延墓前的石马、石人
魏延一向“善养士卒”，很得军心。虽然在褒谷火并的当口，士卒一度离散，但是等内部消息慢慢传出后（尤其是中军的人说出诸葛亮其实是想让魏延接任的真相），人们又都觉得魏延冤屈。因此，汉中百姓曾给魏延修建过庙祠予以祭祀。据说，在三国之后的千余年间，当地百姓岁岁赶赴魏延墓祭祀。另外，在四川梓潼县，士兵们还修建了一座魏延祠，一直留存至今（在梓潼县三泉乡白雀村）。魏延曾领兵驻扎于此地，为士兵们找到过水源。据当地老人回忆，魏延祠附近的魏家河边曾有三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刻有“魏延率兵驻此”。
在与魏延相争的过程中，杨仪原本就有一定的责任，而他最后诛杀魏延三族的做法，更是令军民为之侧目。因此，尽管朝廷的调查认定杨仪没有过失，但是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朝廷的用人决策。杨仪卸任回到成都后，朝廷只任命他为中军师，“无所统领”，手中没有任何权力。
杨仪觉得自己比蒋琬资历老、能力强，这些年一直跟着丞相诸葛亮辛苦操劳，结果蒋琬后来居上掌管了朝政，自己却被晾在一边，就感到怨愤不平。因为杨仪牢骚太盛，抨击朝廷用人的话太尖锐，当时一般人都不敢跟他来往，只有费祎仍然常来探望他（费祎被任命为后军师）。
然而，在听到杨仪的各种抱怨后，尤其是还一再翻出年前旧账（“前后云云”），费祎越来越心惊肉跳，担心之前自己与杨仪串通一气的事实最终暴露。因此，不久之后，费祎就向朝廷（可能就是蒋琬）秘密汇报了杨仪的“反动”言论。于是，就在魏、杨火并的后一年，朝廷罢免了杨仪的职务，将其流放到汉嘉郡。杨仪之后又上书“诽谤”，言辞激烈，因而被逮捕入狱，杨仪自杀。
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杨仪最后的上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其实，所谓的“诽谤”，是否说的就是之前费祎和他一起假托丞相遗命、排挤魏延的事实呢？
三、费祎对历史真相的扭曲
在魏、杨之争的当事人中，费祎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费祎主要承担的是外交使命，曾多次出使吴国。在魏延事件后，费祎也卸任回到成都，被任命为后军师。第二年，就接替蒋琬任尚书令（蒋琬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延熙六年（243年），接替蒋琬任大将军（蒋琬升任大司马）。延熙九年（246年）蒋琬病死后，费祎就成了蜀汉政府的最高官员。（七年后，费祎被魏降将郭循刺杀。）
费祎能得到重用，实有其原因：首先是情商高、脾气好，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基础，和蒋琬、董允等关系密切；其次是心态好，他回成都后，似乎一样是受到了“冷处理”，但却不像杨仪那般满腹怨言；第三是自身能力也过硬，能很好地胜任蒋琬卸下的尚书令职责。另外，费祎作风廉洁、简朴，也受人称道。
祎别传曰：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 “裴松之注”
在魏延事件中，费祎的出发点本是善意的，是为了协调矛盾、避免冲突（虽然从批评的角度讲是惹出了是非）。这个事件本身只是围绕临时的军事指挥权发生的冲突，和蜀汉政府里的权力分配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费祎并不是借此而谋求权力，不存在什么“阴谋论”。
不过，在魏延事件中，费祎曾被事态裹挟，而被迫和杨仪绑定在了一起，应该是替杨仪做了伪证，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害死了魏延。因此，这一事件，恐怕是费祎回想起来会感到不安的一段“黑历史”。
费祎在朝廷掌权十余年，后来蜀军将领的任用明显能看出魏延事件的影响。在此事件中站到杨仪、费祎一边的姜维、王平、马岱，原本职位都不太高，而事后都得到了重用。姜维后来升任大将军，多次出兵北伐魏国；王平接替吴懿督汉中，在兴势之战中击退过魏军的进攻；马岱被封为平北将军、陈仓侯，也曾率军伐魏。而那些资历更深的老将中，除吴懿督汉中、邓芝督领江州外，像袁琳、高翔、吴班等人都不再有带兵的纪录（吴班也因外戚身份被封为骠骑将军）。
可想而知，费祎的身份也势必会影响到蜀国官方史书的撰写。他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作为魏延事件当事人所做的证词当然会被全盘采信。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费祎是和杨仪绑定在了一起，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他们掩盖了部分事实，给魏延多加了许多罪责。概言之，费祎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主要在于：
第一，隐瞒了诸葛亮本意是让魏延接替指挥的事实，对指挥权的问题避而不谈，改成是与杨仪、费祎、姜维商定退军部署；
第二，给魏延加上了不遵丞相遗命、烧绝栈道、封锁南谷口、先发兵攻打中军等罪责；
第三，着意渲染了魏延的狂傲自负和对诸葛亮的不满，淡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信任和重用。
所谓“众口铄金”，这些假象经过史书的流传，千余年后终于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导致《三国演义》中魏延形象的全面丑化。
其实，在当时，汉中民间流传着截然不同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魏延蒙受了冤屈，诸葛亮原本将指挥权授予了魏延，魏延将大军带回汉中后，心怀叵测的杨仪诬蔑魏延造反，突然发兵袭击魏延并杀死了他。但是，在当时蜀国的政治环境下，史官不会采纳这种说法也不敢多加探究。后来，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这种说法逐渐传播到了魏国，结果被魏国学者写进了史书。于是，就有了“裴注”中保留的另一种说法。
综上所述，如果将费祎这个关键当事人的影响考虑在内，则魏延之死这个“罗生门”似乎就可以破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