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會完善法律體系，來作為維護皇帝統治的有力工具。但中國古代也經常會出現一些“奇案”，這些案件奇就奇在，它可能是亙古以來的第一次，又或是沒有可以參考的前例或者法律條款，導致這起案件就成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懸案。而清朝就有一例這樣的典型案件。
清朝嘉慶年間，李成榮是四川的富戶，所以經常會僱用一些短工來料理家中的雜事，周得佶就是李家的新僱的一名短工。周得佶此人就是當地遊手好閒之徒，平日四處做做小工聊以度日，為人也心術不正。
周得佶在李家剛做了幾天工，看到李成榮的夫人何氏樣貌出眾，就心生歹意。等到一日李成榮外出，周得佶就藉機摸何氏的手調戲她，結果被何氏掙脫，反而討了一頓罵。等到李成榮回來，何氏雖然沒有言明自己被調戲的事情，但還是借周得佶幹活懶惰為由，讓李成榮了結了工錢，將周得佶打發走了。
但是周得佶反而心生怨恨，當天夜裡又跑回李府，再次調戲何氏，剛烈的何氏順手拿起了身邊的割草刀，對著周得佶一頓亂揮，砍傷了他的右臂，周得佶疼得大叫，落荒而逃，正巧被聞聲而來的李成榮逮個正著。
李成榮綁了周得佶，準備第二天就扭送官府。惱羞成怒的周得佶就在李府門口大喊，說是何氏主動勾搭自己，把左鄰右舍全部惹得出來看熱鬧。那何氏性子烈，幾番被調戲，又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人侮辱名節，對周得佶恨得咬牙切齒，直接又抄起割草刀，對著周得佶亂砍，周得佶身中數刀，當即斃命。
因為此案案情過於複雜，縣府衙門不敢擅自處理，就直接上報給了四川總督蔣攸銛。蔣攸銛根據當時的《大清律例》，認為何氏在犯人已經被捕的情況下，擅自殺人，應該判處絞監候，之後便上報刑部審批。等到刑部審理了案情，維持了絞監候的判罰，不過罪名倒是變了。刑部認為何氏是擅自殺死意圖強姦未遂的罪人，屬於“防禦過當”。
等到案件移送法司會議進行討論簽發，案情又發生了第三次變化。大理寺認為按《大清律例》，何氏抗拒強姦，周得佶又對何氏進行多次威逼和辱罵，導致何氏羞憤難忍，動手殺人，情有可原，應該減輕處罰，將案情又發回刑部重審。
刑部也是頭疼，因為律例並沒有婦女拒姦殺人減輕處罰的條文，所以無論怎麼根據律法來判，何氏都是死罪難逃。只能將案件上報給嘉慶皇帝，嘉慶皇帝看到刑部原來的判罰大為震怒，認為何氏為了保全名節而反抗殺人，被判處絞刑，於情於法都不公平，責令刑部根據事實情況，免除何氏罪行，同時修改《大清律例》的相關的條例，對於正當防衛的女性應該適當減免刑罰。
何氏的案件的審理結果一波三折，在古代並不完全成熟的法律體系下，何氏的結局無疑是幸運的。這起案情引起了清朝司法的一次小型的地震，也讓後來相同案例能夠有據可依，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