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中國已經到了人人喊打的時候，我再揣上一腳，這似乎是惡？
我總要蹭個熱點，騙點點擊率，如果不小心火了，這也是惡？
且不表視覺中國，先回憶一件小事。
2005年，我剛入一家省級媒體不久。作為一家行業專業報，它一直不溫不火地存在著。一年後，主管單位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新社長走馬上任。新社長來自一家都市報，拉來自己左膀右臂，這些前輩在南京城向來以媒體猛將著稱。
後又招了一幫剛畢業的年輕人，天天開會，幹什麼呢？看誰在報紙上做廣告，就以採訪為名，找對方的茬，然後寫成“負面新聞”，以向對方求證之名傳真過去。
發還是不發？這是個問題。當然，也不是問題。你可以用廣告換版面嘛，用廣告把負面換掉，雙方握手言和，皆大歡喜。
被負面的一方，是真的歡喜，還是假歡喜。我不得而知，我因為入職較早，被排斥在那個工作小組之外。當年，我道行尚淺，還不能辨別此番媒體套路的善惡。
但是，善的良知，我還在。所以不久，我便辭職了。
而今出了視覺中國這檔子事，我的職業前半生豁然眼前。至於是不是一種套路，誰也沒必要辯解。當年那幫年輕人，很快散去；折騰大半年後，社長也離職，老報社又回到“四平八穩”的格局中。
所以，視覺中國出事，稍有常識的人，應該都不會意外。所謂常識，是有基本的善惡觀。
基本的善惡觀可能沒法仔細地表達出來，但是它的確存在。
這樣的善惡觀，是你的做人標準和行為準測。
善惡觀，還在於，你要辨別哪些不善也是惡。
昨天妻子在下班路上，向我吐槽她的工作：我對某某同事那麼好，那麼辛苦做的PPT直接給她用，但她今天居然對我這麼壞。
妻子發出一陣感嘆：是不是我人太好了，人善被人欺啊。
我說，其實是有些人，不值得你的善。
魯迅先生的名句，他在《紀念劉和珍君》寫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兇殘到這地步。”
不值得的善，和推測不出的惡，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惡。
如今，視覺中國被翻出，但比視覺中國們更惡者大有其在。這些存在或者存在背後的人，隱藏在不值得的善和推測不出的惡中。
大致如下，但是不一定準確：
第一種惡，我混的不好，你也不能好；我混好了，你也不能好。（身邊這種人特別多）
第二種惡，我偷了你的東西但是不能叫偷，因為我改變了顏色和形狀，已經不能證明是你的了。（喜歡洗稿的假記者假編輯們，說的就是你）
第三種惡，你對我不夠好，所以我也不能對你好。 （那些不懂感恩之人）
第四種惡，你在我面前說他不好，卻在他面前說我不好，然後在她面前說他不好。（有點亂，這個就是混亂的惡）
第五種惡，通過意念或者工具，實現自己的惡念。（比第一種惡還要狠）
第六種惡，情緒不穩，在人前控制不住，善變又多疑。（害人頻繁卻不自知）
第七種惡，只有我，我，我。（終極的惡，引發以上六種惡）
“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好話來呢？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在《聖經》中，耶穌這樣斥責當時的法利賽人。
但是最大的惡，卻是說不出來的東西。
東野圭吾在小說《惡意》中，描述了一種讓人不寒而慄的惡。
加賀通過不斷問詢兇手，犯罪動機也不斷髮生改變，從開始的“影子作家”到與日高前妻有染，直到最後的只是憎恨日高邦彥，恨意層層深化，逐漸將真相撥開，呈現在讀者面前，將“人性”中深沉的恨意展露出來。
《惡意》的情節，也許柴靜的話能夠解釋。
“人能從潔白裡拷打出罪惡，也能從罪惡中拷打出潔白。”
也許到了今天，我們才真正讀懂農夫與蛇的故事。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趕集完回家的農夫在路邊發現了一條凍僵了的蛇。他很可憐它，就把它放在懷裡。當他身上的熱氣把蛇溫暖以後，蛇很快甦醒了,露出了殘忍的本性，給了農夫致命的傷害——咬了農夫一口。農夫臨死之前說：“我竟然救了一條可憐毒蛇，就應該受到這種報應啊！”
其實，惡的不是毒蛇，是農夫推測不出蛇的惡，才是惡本身。
想到這樣惡的深刻本意，才更讓人毛骨悚然。
孔子他老人家說：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年近40，在見識了世間的各種惡之後，才慢慢理解了這句話。
它說的不是防備，而是你能判斷出危牆的所在，即使，它表面上是牢固的。
但是孔子沒能預料到幾千年後，這處處危牆的現狀，你可以繞道走，但你的選擇可能不多。
這滿篇的惡，寫得噁心。
矛盾的是，最後要不要來點善的希望，這也是惡嗎？
西蒙·巴倫－科恩在《惡的科學》一書中說：人類的殘酷行為超出你的想象，但人類依然值得救贖。惡的科學，也是愛的科學。
你覺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