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苦家庭的孩子想要读书，或如囊萤映雪、凿壁借光一般，而富裕子弟则既有可能，一面墙的大书柜，几十平米的大书房。
学习条件的差异不可避免，有人认为穷困之下，经历磨难方能成才。有人却认为，学习者就该有最优环境。民国两位校长，就曾因为此事发生争执。
一、秘密动工，教育先行
民国时期，西方教育方式引进不久，大学亦处在初创时期。此时大学里的学生与教授，几乎都是那个时代走在前列的人物。
正所谓，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不管在何等战乱时期，人才永远排在第一位。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已经虎视眈眈，军方自有人备战。
而此时，对于教育界来说，最大的问题便是迁校区。1935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预备联合起来，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赶在北方爆发战事之前，提前带领师生南迁。
这一年，三个大学的校长秘密拨款，开始在长沙修建校舍。按照工期，应当会在1938年完工。
只是，谁也不曾料到，1937年战事便已经爆发。此时有些校舍并未完工，为此，他们不得已临时租用当地圣经学院的部分校舍，总归得先离开战乱之地。
据说，当时清华大学为了加速逃离，在清华园火车站，连夜运走了几列火车的书籍与器械。
一来，这些书籍与器械是师生上课与研究必需，二来，作为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师生恨不能将全部设备搬走，不给敌人留一点。
二、破烂宿舍，校长相争
1937年，三个大学的校长在长沙对临时大学的宿舍进行考察。这一次，他们一看周边环境，几块板子组成的简单床铺，确实与之前在北京、天津的原校区无法相比。
于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当场表示，这样的宿舍根本无法居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居住，学生完全无法安心学习，又何谈做研究、报效祖国。
但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却认为，宿舍条件虽然不好，但在当前战乱情形下，能有一放天地安心学习实属不易，如果再要求条件也不现实。
何况，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学生未来都将是国之栋梁。即便是在这种时候，适应一下艰苦环境也并无不可。
谁聊这时候，蒋梦麟却突然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
张伯苓却丝毫不肯示弱，直接表态：“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此二人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从成长环境来看，均家境良好，不曾受过太多苦。
如果要说不同，那便是张伯苓曾经是清末水师的一员，他曾经亲身体会战败投降的滋味。也正是因此，他深感国家缺乏人才，才转而放弃从军，开始兴办教育。与他相比，蒋梦麟的人生顺风顺水，几乎不曾受过挫折，前往美国留学亦颇受导师喜爱。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不难理解这两人的争执了。
三、三路大军，再度迁校
即便当初蒋梦麟与张伯苓争论再凶，他们依旧迫于无奈，让学生住进了宿舍。只不过，这种居住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很快长沙也不再安全，他们必须再次搬迁。
这一次，广西向三所大学抛出了橄榄枝，但仔细思量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云南昆明。
曾经，他们以为长沙已经足够偏远与安全，但现实却狠狠打脸。因此，这次再度迁校，必得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次。于是，地点最终被定在了云南昆明，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南联合大学。
将整个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一路上，他们分成三路。
第一路采用步行方式，从长沙绕道香港越南，随后进入昆明。这条路线虽然长了点，但好在一路上没有战乱，相对安全，道路也算不得太崎岖。陈寅恪，便是这条道路上的一员。
第二路采用汽车、火车等方式，从湖南入广西，绕道越南进入云南。这条路是三条路线中，最为轻松的，步行的时间不长，一路上除了有交通工具，更有广西政府接待。
因此，走这条路的人，也大多都是稍微富裕之人，冯友兰、钱穆便在这条路上。
第三条路号称最苦迁校路，他们一路步行，从湘西进入广西，再到云南。一路上山路崎岖不说，更有土匪威胁。幸好有出生在湘西地带又有从军经历的沈从文，他从中协调，这才使得一路上有惊无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