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是成都市教育局統一規定高一與初一學生復課的時間。
58歲的李元輝校長，這天早上5點就起床洗漱，5點40分準時出門去近50公里外的單位——成都高新濱河學校上班。
城市的天空，被路燈映照得橙黃橙黃的，除了偶爾一兩聲鳥叫，黎明前的城市也靜得與鄉村的夜晚一樣，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到了校門口，李校長通過測體溫、消毒、簽字，6點47分進了校門，他整理了一下口罩，連早餐都沒有來得及吃一口，便到校門外準備迎接七年級學生疫情期的第一天到校復課。
回想近三個月的戰“疫”，一個個動人瞬間像電影畫面一樣在李元輝頭腦閃過。
70個日日夜夜
正月初四，正在從成都回達州去看望父母路上的校辦主任周紅軍，還有幾十公里就到家了。這時，手機響了，校長讓他馬上返校，參加下午兩點的防疫工作會。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 周紅軍楞了一下，他撥通父親的電話道了一聲歉，掉轉車頭就往回趕。
從此，他堅守在防疫保學第一線70多天，沒有節假日，沒有一個整天休息。紮根學校，上傳下達，數據彙總，文件製作，事無鉅細，事必躬親。老婆問他：“為什麼這份工作一定要你去做？”他回答：“工作，總得有人做，那個人為什麼就不能是我呢？”
5分鐘國旗下的演講
疫情期間第九周“雲升旗儀式”上國旗下的演講稿。演講者是濱河學校二年級四班學生袁子萱。演講稿上密密麻麻的紅色修改，來自她的語文兼班主任的陳麗君老師。在接到“雲升旗儀式”上國旗下講話的任務後，陳老師便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袁子萱。小子萱把國旗下演講初稿發給陳老師。陳老師約上小子萱到學校，面對面指導她修改演講稿。袁子萱回到家後反覆練習，然後又回到學校接受陳老師的指導，最後的演講口齒清楚、語句流暢、感情豐富。整整花了兩天時間，只為那莊嚴的5分鐘。
55個電話
高青，一位三十出頭的年青母親，由於丈夫援藏支教在千里外的甘孜德格，她孤身一人在家是又當爹又當媽。她每天早上六點鐘必須起床，班上的55位體溫是否正常、是否接觸過疫區人員，都需要在班級QQ群裡一一詢問、填寫、上報學校。
2月10日早上，剛填報完疫情日報表，正準備吃早餐，高青老師接到了教學副校長的電話，要求她儘快瞭解成都七中育才學校的網課能否在所在的班級運用。晚上12點前上交可行性報告。
“成都七中育才網課”是教育部推行“停課不停學”網課資源中的一個，學校還沒有全程使用的先例。高青這一天的試點是否成功，將影響學校是否使用成都七中育才網課的決策。
高青放下手裡還帶著餘溫的兒童繪本，告訴兩歲多的女兒：“媽媽要去上課了，你自己玩吧！”她轉身走進書房，打開班級群通知學生、統計學生的電子設備（手機、電腦、平板、電視），註冊網課賬號，對學生進行分組管理，選擇教學內容，釐清技術問題和學習難點，電話連線學生和家長聽取反饋意見，最後完成網課教學評估報告。55名學生，撥打55個電話。20分鐘的課程，由於視頻不清晰、音量小、卡頓等原因，不斷暫停，不斷重播，再暫停，再重播。忘記了吃飯，忘記了孩子睡覺是否踢開了被子。
終於整理出了線上學習的思路與學生反饋評價，寫完五千多字的評估報告發送教學副校長，高青揉揉模糊的眼睛，走出書房，不知不覺已是深夜1點。小女兒不知什麼時候爬上自己的小床，早已進入了夢鄉。
100家藥房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新年的喜悅。大年初一晚上，回父母家過年的陳國平接到校長關於購買防疫物資的電話，大年初二一早，他就獨自駕車從綿陽老家回到學校。
作為學校後勤處主要責任人，為採購學校急需的防疫物資，他不知電話聯繫了多少家公司，跑遍了成都高新西區及郫都區大大小小近100家藥房，才買到了日常值班人員急需的口罩、額溫槍、手套等物資，按上級要求備齊了開學需要的口罩、測溫設備、消毒液、觀察帳篷等物資，確保第一時間將消毒液、體溫槍、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資發放到一線工作人員手中。
不論颳風下雨，不論“疫”情肆虐，陳國平每天早上7點準時來到學校巡查、走訪，看下值班的老師是否無恙，看下物業人員的情況是否正常，看下消毒防疫工作是否到位。檢查每日防疫落實情況，統計學校後勤人員以及與學校有業務往來人員臺賬信息，清查分發當日防疫物資情況，檢查每日消毒情況及門崗工作情況等事項。陳國平每天總是樂呵呵的，掛在他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新型冠狀病毒很可怕。但是有我們後勤人員在，你們放心！
疫情給教育帶來巨大的衝擊，同時也為我們反思教育的弱項、不足，改進教育教學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日前，成都高新濱河學校申報的成都市教育科研規劃“新冠肺炎疫情與成都教育應對”專項課題《四線七育抗疫保學實踐研究》順利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