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著《中國詩史》拾貝
編輯:張小笨
蘇軾，一位改變中國文學人生觀的一代大家
張小笨整理，資料來源:《中國詩史》(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著
宋詩的第一偉人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愛稱坡公、坡仙等。又稱大蘇，是因其父蘇洵稱老蘇，弟蘇轍稱小蘇；稱長公，是因其弟蘇轍稱次公。父親、弟弟都是散文大家，和他一起，佔了“唐宋八家”中的三家，但詩名則為他所獨佔。死後，曾被反對黨列籍追放名單，後來被平反了。用南宋孝宗皇帝所贈的諡號來稱呼的話，又叫蘇文忠公。
他比政敵王安石晚十五年出生，晚十五年中進士，又晚十五年去世，可說是巧合。
他於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即後人所說的“東坡生日”，生於四川省眉山縣。嘉祐二年（1057）、即仁宗即位的第三十六年，他二十二歲，在以歐陽修為主考官、梅堯臣為在考官之一的考試中，與弟弟蘇轍一起進士及第。在學校制度流於形式的舊中國，師生關係與其說是在學校裡，還不如說更多的是在科舉考試的考官與及第者之間形成的。蘇軾也是作為歐陽修的嫡系弟子進入官場與文壇的。這恰值歐陽修開始明確地認識到自己最初曾寄以厚望的王安石的“背叛”之時。歐陽修深深地寄期望於這位新的優秀弟子。“老夫當避此人出一頭地”，據說他曾這樣評價蘇軾。
因母親去世，他曾一度回到故鄉。後年冬天，即嘉祐四年，他二十四歲，為了再度入京，他和父親、弟弟一起沿長江而下。他在這次舟行途中所作的詩，是現在流傳的他的最早的作品。其中作於三峽峽谷中的七言古詩《江上看山》說：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前山槎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槎枒”，凹凸不平的樣子；“縹緲”，遙遠的樣子；“孤帆”，我的船。把沿急灘而下的船中所看到的沿岸群山比作奔馳的馬群，這是他後來的詩中從心所欲地運用自由、奇警的觀察、聯想及作為其表現的比喻的開端。從船中向著走在絕壁小道上的人影——也許是樵夫，也許是農夫——揮手想要說話，這也是他後來的詩中像地下水一樣滲透著的對於所有人的廣泛的愛的開端。
後年，即嘉祐六年，他二十六歲，赴陝西鳳翔任判官，開始了仕途生涯。仁宗養子英宗的治平年間，他三十歲左右，回到中央，供職史館。據他自己說，他這時曾充當過敵國遼派遣的使者的伴官，遼使經常背誦他和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的作品。這說明他的文名已傳到了國外。
神宗熙寧五年（1072），他三十七歲，任浙江杭州通判。是年，他的老師歐陽修去世，享年六十六歲。此時，作為一個文學家，他在力量、名聲各方面都已經超過了老師。而且他為人平易近人，所以身邊吸引了很多人才。然而，作為官吏，他卻不甚得意。當時，恰值王安石在施行“新法”，天性自由的他，在氣質上就討厭“新法”。他有一句名言，說無論什麼都想學，就是不願學法律：“讀書萬卷不讀律。”他感到，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一種法律統治，是人民的不幸，所以他表示厭惡，加以非難。此外，他對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重視解釋古典的“經義”與實際政論的“論策”二科、廢止歷來的制度所重視的“詩賦”科的做法也極為反對。據說他從中央史館出任杭州通判，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不過王安石也是惺惺相惜。他很欣賞蘇軾四十歲在知山東密州任上所作的七言律詩《雪後書北臺壁》，並作了六首和詩。
但是，王安石委託呂惠卿等後繼者推行“新法”，自己離開了政府，改元元豐以後，政治空氣日趨險惡。任浙江湖州知州的蘇軾被押送至首都汴京，下了御史臺獄。起訴書中作為證據的，就是“讀書萬卷不讀律”及其他詩句。四十四歲的蘇軾感到了死亡的威脅。
不過，他還是被酌情減罪，流放到了湖北黃州。詩中的《寒食雨》、詩以外的文學作品中的前後《赤壁賦》等傑作，都是在此後五年的謫官生涯中寫成的。信奉抵抗哲學的蘇軾（這一點後面將要敘述），善處逆境。遷謫是使他的思想與文學更為自由、堅強的一個機會。
四十九歲那年，他被赦，馬上拜訪了退隱金陵的王安石。從他們各自的詩中，可以看到他們相互間所抱的尊敬。王安石激賞蘇軾當時的詩句“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並步韻作和。又佩服蘇軾的人品，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以宵小之心，是無法度量二君子之腹的。
翌年，神宗去世，其子哲宗嗣位，由祖母皇太后攝政，此後政局陡變。“新黨”失勢，保守派“舊黨”首領司馬光被迎回出任宰相。翌年（1086），改號元祐。是年，王安石眼看著自己所建立的體制崩潰而離開了人世，新任宰相司馬光也接踵去世。蘇軾作為“舊黨”首領，和弟弟蘇轍一起成了最受皇太后信任的重臣。作為政治家，也成了歐陽修的繼承人。只是他不樂居中央權勢之地，又再次出知浙江杭州，又曾知安徽潁州、江蘇揚州。所謂“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是也。
果然，政局像車輪一般逆轉了。由於皇太后去世，“新黨”東山再起，取紹述先帝聖政之意，改號“紹聖”。元年，蘇軾再次成了流人。先是被流放到廣東的惠州，後來又被流放到中國最南端的海南島。逆境使他的文學更為自由、成熟，這就是所謂的“東坡海外文章”。
又過了七年，哲宗去世，其弟徽宗即位，改號“建中靖國”，意思是緩和政局、通過折中新舊兩法使國家安定。這一年，蘇軾遇赦北歸，途中卒於江蘇常州。如前文所說，他去世也晚於王安石十五年，享年同是六十六歲。這年是公元1101年。
蘇軾不僅在對新法、舊法的政治立場上與王安石不同，而且，他們的為人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王安石人格的中心是狷介清高，無論在政治上、文學上還是在日常生活裡，都是這樣。不理解的人，甚至把這看成是神經質；與此相反，蘇軾是一個天性自由的人。他能自由地發揮他那博大才能的各個方面。這位散文名家這樣形容自己的文章：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蘇軾既是書法名家，又是文人畫的創始者之一。他巧於談論，喜歡諧謔。愛所有的人，又為所有的人所愛。這麼說，並不是說他沒有思想。下文將敘述他的詩是怎樣表達自己的哲學的。他天性豪放，但感覺細膩，喜歡節制。他的酒量不行，有“我性不飲只解醉”、“我本畏酒人”等句。
他的詩，從心所欲地表現自己廣博而豐富的才能，不自我限制，在宋詩中，是規模最大的。開始時由老師歐陽修指引的敘述的方向，後來漸漸成為他運用自如的東西。例如關於器物的敘述，有初入仕途時在陝西鳳翔所作的《鳳翔八觀》，尤其是其中的《石鼓歌》；又關於遊覽的敘述，有《遊金山寺》。嘗此一臠，可知全鼎。而且，同時還伴隨著警拔的觀察、聯想和比喻。他與弟弟蘇轍初次分別時所作的詩“登高回首坡隴隔，但見烏帽出覆沒”，不過是其早年詩中的一例。晚年的詩作則更加自由自在。他遷謫海南島時，旅程自北岸的瓊州至東岸的儋州，沿著海岸成半圓形前進，像是走在半月的邊緣上，詩人氣魄很大地把這比作“如度月半弓”；伏在書上背詩的兒童，其姿勢彷彿是在彈琴，他細膩地把這比作“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這些都是其中俯首可拾的例子。
但是，我們不能光被這種充溢於詩歌表面的才氣弄得目眩神迷。他的詩中，像地下水一般到處潛流著的，是他那偉大而溫厚的人格。而且，這種人格所產生的最大功績是使他的詩擺脫了在歷來的詩歌中久已成為習慣的對悲哀的執著。
宋以前的詩，以悲哀為主題，由來已久。而擺脫悲哀，正是宋詩最重要的特色。使這種擺脫完全成為可能的是蘇軾。在他之前的歐陽修已具有這種傾向，但歐陽修尚不完全是自覺的，他是把保持平靜的心境這種消極態度作為創作方法的。梅堯臣也是這樣。
蘇軾揚棄悲哀的宏觀哲學，始於人生並非只是充滿了悲哀這樣一種認識。不錯，人生何處無悲哀。但是，人生只是由悲哀構成的嗎？有悲哀就有歡樂，人生不就像由哀樂搓合而成的繩子嗎？一味沉浸於悲哀是愚蠢的。更進一步，還可以這麼想：常識所謂導致悲哀產生的不幸，果真是不幸嗎？難道沒有用多角的、宏觀的眼光重新加以認識的必要嗎？
他四十五歲作為流人到達黃州、從最初居住的地方遷到第二個稍好的地方時所作的五言古詩《遷居臨皋亭》，就是說明上述哲學思想的一個例子：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雲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針氈無穩坐。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個。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佔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吊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
人們的自我意識乃至希望也有與環境極為矛盾的例子。既有把坐在劍端上淘米給人看這樣的雜技表演得很出色的人，也有不喜歡平穩的坐席反而想要坐到針氈上去的魯莽漢子。也許，現在我也正意外地是這樣一種人吧。
當然，能夠寬慰自己的東西也不是沒有。這就是美麗的山水自然。但正要凝眸觀賞，暴風雨卻奪去了它的美麗。自然本身理應是不包含矛盾、給人以寬慰的，但是，就是自然也和人類有著矛盾關係，使人類感到失望。
人類內在的矛盾，就越發折磨人了。這樣的話，還不如早日回到造物為人提供的矛盾最少的空間——故鄉的田園。不如不待年老就早日還鄉。但是，有幾個人能夠有這種下決心的勇氣呢？這是更深刻的矛盾。
我的情況也是這樣。正是因為沒有“勇決”地回到故鄉的田園，所以成了被流放的人。我的人生，成了被廢棄的餘燼。但是，也許這正是“幸”，就像疲憊的馱馬，卸下了鞍上的馱物，一下子感到輕鬆了。
雖說是被流放的人，但眼前妻兒還是聚在一起，而且全家被允許佔居長江岸邊的這個驛舍作為新居。也許這是自然的代表——天在為我打破我似乎正處於其中的絕境吧。
人生是複雜多面的。從長遠的觀點來加減乘除的話，也許現在的狀態也是一種幸福，也許這本身就是一種幸福，也許至少這是他日幸福的原因。既然如此，那麼究竟該哀弔，還是該慶賀，一時也難以辨別。
最後的“澹然”與“淡然”相同，就是平靜的心境之意。我讓心靈平靜下來，既無憂愁，也無歡樂。不過，既然說出口來，這些話也就不免帶有苦澀的味道。所以，就不必像古代楚國地方的詩歌那樣，在每句之尾，附加上熱鬧的和聲字“些”了。
以上是此詩的大意。其中所說的人生就像搓合的繩子，“飢貧相乘除”的看法可以說是一種循環的哲學。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的絕對的消解。大概來源於古代的《易》的哲學思想。
又，“幸茲廢棄餘”，將常識認為不幸的流放罪看作是一種幸福，這種觀點，來源於《莊子》的“齊物”哲學。這種哲學，把萬物的一切差別都看成是相對的，從宏觀的角度，把相對的差異統歸“齊一”，消解和揚棄了價值序列中的絕對。
兩者之中，後者的“齊物”哲學，在上面這首詩的“幸茲廢棄餘”中，僅初露端倪。再舉一個說得更明確的例子。熙寧六年，蘇軾三十六歲，離開史館，通判杭州。此時，他弟弟蘇轍也因為與王安石相忤，被貶為河南陳州教授。蘇軾在沿運河赴任的途中，蘇轍送他到安徽潁州。在潁州作別時，蘇軾寫了五言古詩《潁州初別子由二首》。子由，是蘇轍的字。第一首以“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潁”的悲哀調子起頭，但第二首則用“齊物”哲學堅定地排斥了悲哀：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語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發早白，不見六一翁。
詩從開頭起，就明確地根據“齊物”哲學及宏觀眼光揚棄了差異。近別臉色也不變的人，卻在遠別時哭了。但是在別離這一點上兩者其實是相同的。離別的距離哪怕只有“咫尺”（即八寸、一尺），和千里之別也是一樣的不能見面。無論是遠別還是近別，也許都可以面不改色，也許都可以淚流滿面。這次與你的離別雖是遠別，但我們要用宏觀的眼光來揚棄悲哀。
接下來所說的話就更為豁達了。如果人生沒有離別，那麼“誰知恩愛重”？常識以別離為悲哀。但是正因為有了離別，才使人體驗到“恩愛”（人類的愛情）的貴重。別離除了含有消極的悲哀的要素之外，不也具有這種積極的意義嗎？所以別離也是一種喜悅，至少是喜悅的種子。應該說這是“齊物”哲學最大膽的運用。這種看待別離的觀點，在蘇軾之前，我還沒有看到過，我以為這是蘇軾的獨創。
然而，此詩並非只是排列豁達的詞語。與自己最喜歡的弟弟的別離，仍然有難於揚棄的悲哀。蘇軾先是敘述了今天別離之前的相聚經過：我一到達你的任地“宛丘”（即陳州），“兒童”（弟弟的兒子）便拉著我的衣服，高興得蹦蹦跳跳。但是，你和你的孩子馬上想到會產生像今天在這裡所抱有的別離之恨，所以挽留我，希望我住到秋風吹過的時候。秋風早已經吹過了。而且與只是轉瞬即逝的秋風不同，我們將長久地忍受離別的痛苦。你和你的孩子們問我什麼時候歸來。我回答，將在歲星迴到東方的時候——今年是亥年，也就是在三年後的寅年，杭州任滿的時候——再和你們重逢。
下面，又說了一些用宏觀眼光揚棄悲哀的話。如果人生的離別和其對立面團聚像循環一般相互交錯，那麼，憂愁和喜悅也就是相互制約的。把這看作是人生，就是循環哲學。不過，在這首詩中，用預想未來的“合”與“喜”，來揚棄現在的“離”與“悲”，反而加深了現在的悲哀。我們說到這個問題，就發出“長太息”（深深的嘆息）。我們的一生就像沙漠中飛飄的蓬籽，永遠是流浪。“我生如飛蓬”，這一句後面還要提到。
這首訴說悲哀的詩，在最後筆鋒又是一轉：不，不要那麼擔心。多愁早生華髮。請看那位“六一翁”（即歐陽修先生）的皤皤白髮！
蘇軾的老師歐陽修，恰於是年退隱於此詩作地潁州，蘇軾當然去拜訪了他，並致以問候。這是他們師生間的最後一次見面，翌年，歐陽修就去世了。
這首詩，雖然說了一些唯有離別才能恩愛的豁達的話，但卻似乎仍然殘留著難以徹底揚棄的悲哀。或者可以說這種想要揚棄悲哀的態度本身，反而加深了悲哀。不過總的來說，這首詩的基調還是用宏觀的眼光來揚棄悲哀。
以上，是蘇軾揚棄悲哀的宏觀哲學的第一個層次。如果上述“齊物”哲學來源於莊子、“循環”哲學來源於《易》，那麼，這些理論本身都不是蘇軾的獨創。蘇軾別有一種重要的看法。
我認為，明確地承認悲哀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要素，是人生必然的組成部分，而同時把對這種悲哀的執著看作是愚蠢的，這才是由蘇軾獨創的新的看法。儒家的理想主義，容易使人幻想一個完善的社會，一個因此而沒有悲哀的人生。可以認為《詩經》詩人的悲憤，就是這種幻想被打破了的悲憤，甚至唐代的杜甫也是這樣。但是蘇軾卻不是這樣。也許第一個不是這樣。他認為，悲哀，或者悲哀的原因不幸，作為人生的必然內容，在人生中是普遍存在的。他洞察到：既然希望與命運、個人與社會之間經常存在著矛盾，那麼悲哀也就是人生的必然內容。
例如，他於元豐二年，即寫了上面那首詩的八年之後，寫的五首五言古詩《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中的第一首，就是一個說明悲哀無處不在的例子。那年，他四十四歲，由江蘇徐州移知浙江湖州，徐州人民稱他為“賢太守”，拼命挽留。他寫了這首詩，描繪了當時情景，寄給弟弟蘇轍：
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官吏們呀，百姓們呀，別這樣緊拉著我不放。為送行的歌伴奏的管樂呀，別嗚咽得這樣淒涼。我的一生，只不過像寄宿一般，在時間之流上隨波飄蕩——“吾生如寄耳”。這一句的重要含義後面還要談到的。是我的一生像寄宿一樣漂泊不定，那麼，經歷別離當然也就不僅是這一次了——“寧獨為此別”。既然引起悲哀的離別將來還會有，那麼，詩人認為悲哀是普遍存在的。
在下一句“別離隨處有”中，他更為直接地歌唱了這個看法。既然別離到處都有，那麼，如果每次都像這次一樣因友情之故墮入悲哀苦惱的話，又怎麼行呢？他從悲哀到處存在這一主張出發，奉勸人們從悲哀中擺脫出來。
詩歌繼續說下去，並不到此為止。我畢竟是一個無能的太守，並沒有施給你們足以贏得你們愛戴的恩惠。你們的這些眼淚為誰而流呢？事實上，蘇軾無疑是個好太守，但他既然有意說得這麼冷淡，也就是為了再一次說明悲哀的普遍以及從悲哀中解脫出來的必要。當賢太守離任出發之際，百姓們以行動予以阻止，他們“紛紛”（即一次又一次地）割斷太守的馬鞭和馬鐙，這不是和孩子們為了小小的好惡就友好或爭吵的遊戲一樣嗎？你們看，站在城市出入口道邊的兩尊石像，他們是經常看到太守（即知事）出發上路的吧！他們如果有知，也許會笑話人們老是做出這等蠢事，而且也許會因為感到有趣而拍手大笑，以至把繫於頜下的冠帶也崩斷吧！
實際上，蘇軾對親密相處兩年餘的吏民肯定是懷有深深的惜別之情的。但至少在這首詩的表面卻指出了能夠引起悲哀的因素的普遍性，並否定了對悲哀的執著。
以上是蘇軾揚棄悲哀的宏觀哲學的第二個層次。上述這首詩同時又顯示了蘇軾另一個重要的想法，是其宏觀哲學的第三個層次，這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個漫長的持續的時間過程的看法。這就是詩中“吾生如寄耳”這一句。
“吾生如寄耳”，這句話的表面意思並非是指人生的漫長。它的表面意思是，我的一生，就像寄宿一般不安定、不確定。但在其裡面，卻包含著一種把人生看作是漫長的時間過程的意識。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如果“如寄”之生實際上不帶有“漫長的時間過程”這一意識的話，那麼就不會產生下一句：“寧獨為此別”——即將來還得經常離別。
再回顧一下前面所說的。上述第一個層次中的把人生看作如同搓合的繩子的循環哲學，第二個層次對悲哀作為人生的普遍部分是經常存在的這樣一種看法的確認，都包含了把人生看作是一個漫長的持續的時間過程的意識。但是明白地表達出這一意識，實際上卻有賴於這句詩。
蘇軾不僅在上面這首詩中使用“吾生如寄耳”這句詩，他在許多詩中都頻繁地使用這句詩。如果加上前面那首別弟詩中的“吾生如飛蓬”等詩句，那麼其數目就更多了。而且，“寄”，如同寄宿；“飛蓬”，如同飄飛的蓬草籽，其直接的意思是不安定，但其內部，則經常包含著視人生為漫長的時間過程的前提。例如，他在出御史臺獄、遷謫黃州途中所作的《過淮》中，就有“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之句，意思是，因為在漫長的時間過程中飄浮，所以不能確定自己的去向。又，他在回中央任翰林學士後和友人王晉卿的詩中，回顧黃州之遷謫道：“吾生如寄耳，何物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正因為人生是漫長的，循環哲學才能成立。此外，他又在遷謫海南島後所作的和陶淵明“擬古”詩中說“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因為人生是漫長的，所以才能夠有到處為家的意識。他在遇赦離開海南島北歸途中路過江西鬱孤臺時說“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閒遊”，他之所以把生活中的嚴重事件——被貶謫到“嶺海”，即廣東與海南島——說成是“閒遊”，即輕鬆的旅行，也同樣是因為他認為這不過是漫長的人生中的一個小事件而已。
像這種把人生看作是一個漫長的時間過程的看法，也是蘇軾所獨創的。即使不是他獨創的，那也是由他賦予了劃時代意義的。因為在過去的詩歌中，這種看法並不普遍。過去的詩歌的普遍看法與此相反，它們把人生看作是短暫的、匆促的時間過程。
蘇軾用以表現這種看法的，不外是“吾生如寄”這一辭語。但這種表現本身，卻不是蘇軾的獨創，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在過去的詩歌中，並無蘇軾那樣的用法，而是用在把人生看作是一個短暫的、倏而死亡的時間過程的場合。最早使用這句詩的，有公元紀年開始時期漢代無名氏的古詩“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接著，公元三世紀魏武帝曹操的“人生如寄，多憂何為”，恐怕也是性質相近的想法。此外，稍晚於蘇軾的朱翌，在他的《猗覺寮雜記》卷一中，作為東坡這句詩的出典，引了白居易《感時》詩中的“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及《秋山》詩的“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這些詩句，都是感嘆人生短促的。
可以說，蘇軾使用了同樣的表現手法，卻置換了它的內容。不單是內容的不同，而且還是人生觀的重大轉變。不用說，把人生看作是一個漫長的時間過程的態度，比起把人生看作是一個短暫的時間過程的態度來，會產生較少的悲哀與絕望，而產生較多的希望。人生的確是一個充滿波動浮沉的時間過程。但正因為它是一個漫長的時間過程，所以它才充滿了波動。根據這種認識，光是陷身於漫長的波動的低谷所產生的悲哀之中而不能自拔，就越發顯得愚蠢了。讓我們寄希望於未來吧！
這種把人生看作是一個充滿波動的漫長的時間過程的意識，並不只是以直截了當的說理形式加以闡述的，而是使人感到這是蘇軾詩歌的潛流。蘇軾最有名的七律之一《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就說明了這一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茆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我的旅行，在觸發秋興的楓葉、蘆花之中，驅船向著東南方的“江海”，日夜不停地兼程前進。這開頭兩句，就已經暗示了人生是漫長的飄流，是持續不斷的過程這一點。在平靜的淮河水面上，是一望無際的遼闊而蒼茫的天空，這正象徵了人生的某個側面吧；而兩岸的青山也隨著船的搖動久久地“低昂”著，這又極為清楚地暗示了人生的反覆波動。未來的波動也被預料到了：雖說已經看到了聳立於下一個停泊處壽州的白石塔，但在到達那兒之前，船兒還不得不迂迴曲折地繞過擋道的黃茆岡。波平風軟，固然是穩穩當當行船的日子，但正因為這樣，卻好像反而推遲了到達的時間。在詩人的想象中，浮現出站立於夕煙蒼茫中等待自己的船兒到來的“故人”（即舊友）的姿影，心中波動著喜悅的感情，期待著即將來臨的愉快的會面。關於這首詩，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宋詩的情況》中，曾有更為詳細的解釋。
以上，是蘇軾揚棄悲哀的宏觀哲學的第三個層次。最後所得的結論，就是它的第四個層次。他認為，如果說波動的持續或持續的波動就是人生，那麼反之，主體持續的反抗也是人生。這並不意味著必須與波動作鬥爭。委身於波動，這也是主體所作的抵抗。
在蘇軾的早期詩作中，有一首他從黃州貶所寄給弟弟蘇轍的題為《初秋寄子由》的詩，其開頭便闡述了這一點：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
晚年的詩作中，有一首紹聖四年（1097）他從最初的貶所廣東惠州被命轉到更為“遠惡”的海南島時寫給弟弟蘇轍的五言古詩，其開頭更清楚地闡述了這一點：
我少即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洹尚一路，所向餘皆窮。
“邅回”，行路艱難的樣子。人生百年，是一個不容易走完的漫長旅程，這是最明確地表達人生之漫長的詞語。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生活，猶如一寸一寸地彎強弓一般，這是最為明確的抵抗哲學。泥洹，即涅槃，也就是死亡。歌詩接著所說的除了死亡以外，是“所向皆窮”的死衚衕，好像是很軟弱消極的話，但詩的後面部分他卻再次說了這樣的話：
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
這次的離別沒有什麼了不起，今後還會經常有離別，因為我這一生還不像是要結束的樣子。
他在不久以後獲赦，從海南島北歸，到長江岸邊時，寫給江晦叔兩首五言律詩，其中一首雲：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我回到了長江南岸，聽到了令人懷戀的本地的鐘鼓聲。鐘鼓聲打破了我的夢，同時，一個更大的夢——傳到我身上的波動——使我心驚。猶如飛渡的亂雲一般包圍著我的人世間的環境，變化萬千；而我那孤月般的心靈卻始終澄澈透明。這是對一直同波動的環境進行著對抗的主體的稱讚。南宋末年的傑出學者王應麟，在他的《困學紀聞》中評“浮雲”、“明月”這聯道：“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下一聯又把“孤月”般的自己比作暴雨，來形容自己的才能。在傾盆大雨中，我的詩像刷地傾瀉而下的水一樣，轉眼之間便作成了。詩歌最後點出了周圍的景色：兩條為了給我這個即將回到久別的中原的旅人送行而爭先恐後地流著的河流，還有那透過樹梢的縫隙可以看到的靜靜地橫躺在河流上的橋樑。這裡，也隱隱透露出動與靜的對比。
以上，我探討了蘇軾揚棄悲哀的觀點的形成過程。其中關於“吾生如寄耳”的分析，不少地方受到了山本和義君的論文《蘇軾詩論稿》的啟發。其他都是我自己探討得出的結論，雖可能有臆斷之處，但有一個客觀事實可以證明我的探索大致上是不錯的：儘管蘇軾的一生極為坎坷，但他一生所作的兩千四百餘首詩，卻絕對不能說是哀泣之辭。
例外當然也是有的。蘇軾四十四歲那年，被投入御史臺中，感到了死亡的威脅，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機。在他這時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透露了緊張情緒：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聖主”，指當時的神宗皇帝，“小臣”，指東坡自己。人壽百年，這是人從造物主那裡借來的，但我才四十五歲，還未滿那個期限，卻要還債了。此後，我那留在世上的十口之家，將拖累弟弟你及諸君。我的屍骨可以隨處埋掉，但失去兄長的你，從此每逢獨聽夜雨之時，將會因為不見並榻而眠的哥哥而悲傷不已吧。“他年”，指未來的時間。今世雖與君相別，但是，來世、再來世還是和君結為兄弟吧!
這首詩是悲痛的。但是其中也有期待，有對未來的期待。又，他的詩中可以看到“傷神”這個蘇軾難得使用的詞，但不是指自己傷神，而是指他的弟弟將會那樣。
此外，蘇軾在同年年末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即被逮百日以後，酌情減罪、獲釋出獄那天所寫的詩，更為豁達豪放。如序章中所提到的，這首詩採用了與前詩相同的韻腳（即“疊韻”），從而更顯得豁達豪放：
百日歸期恰及春，殘生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拘禁百日歸來之時，恰逢新春佳節的前夕，詩人一不感慨二無不平，而是首先訴說自己的喜悅。喜悅淡淡地擴散到今後餘生的日子。第三句，有人解釋為走出獄門，在春風中肆無忌憚地小便，也有不是這樣解釋的。第五句以下，是詩人在祝賀他出獄的家人舉行的酒席上所發的感慨。這兩首詩的解釋，又見於我的《人間詩話》。
我們舉唐代韓愈被流放到潮州時所作的七言律詩來作為比較：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有關這首詩的解釋，見於我的《新唐詩選續編》。韓愈感到了死亡的威脅，這和獄中的蘇軾是一致的，詩形也同是七言律詩。但在韓愈的詩中，卻沒有揚棄悲哀。秦嶺之雲、藍關之雪、周圍的自然，都加深了悲哀。又，蘇軾對自己死後，預想無論何處都有青山，說在其中一座埋骨即可；韓愈則預想自己的白骨將散落在毒霧騰起的水邊。
這不僅是蘇軾個人對悲哀的揚棄，而且也是詩歌歷史的轉折點。過去的詩歌所習慣的對悲哀的執著，被蘇軾中斷了，而把方向改變為更多地對人生抱以希望。後世崇拜蘇軾的人，喜歡他的豪放闊達；不滿他的人，則嫌他的詩每流於平易。但是他之後的詩人，也包括對他沒有好感的人，很少歌詠對人生的絕望與悲哀，這正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蘇軾改變了詩風以後的緣故。
上面所說的蘇軾文學的劃時代性，讓將來的文學史家和哲學史家去仔細探討吧！在此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蘇軾那廣泛的愛情。他不像王安石那樣是個政治家，但他對所有的人都擁有一種極為真摯的愛情。
讓我們舉蘇軾年近不惑、任杭州通判的某年年底作的一首詩作為例子吧：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係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閔然愧前修。
除夕之日，我本當早早回家，但還有不得分身的事務，那就是必須在這一天把那些尚未判決的囚犯處理完。因為當時的慣例是入春後不能宣判死刑。我執筆而泣：他們這些“小人”（賤民），為了得到“餱糧”（乾糧）而行竊；我也是因為留戀微薄的俸祿而失去了“歸休”（即辭職）的機會。在謀食這一點上，兩者不是一樣的嗎？不能據此而認定我是賢者，他們是愚者。聽說前代賢明的政治家，在除夕暫時放囚犯們回家，我卻受制於規定而不能那麼做。因而，對過去的賢人我感到慚愧。
把自己和獄中的囚犯相比，說“不須論賢愚”，這並不是統治階級的溫情。他經常拒絕承認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人，而是希望作為一個市民來生活。他遷謫黃州時，與市民、農民交朋友，自己耕種“東坡”的土地，見於組詩《東坡八首》。晚年身居海南島，他越發真切地希望“躬耕”，即以一介農夫的身份親自耕作。可現實卻不允許這樣，他還必須買米度日，在題為《糴米》的五言古詩中他說：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穟。悵焉撫耒耜，誰復知此意。
總之是想靠自己的勞動過日子。“一廛之地”是一個農夫所分的耕地。“非”，指過去的錯誤。“食力”，指通過勞動得到食糧。“悵然”，感慨的樣子。“耒耜”，指農具。
據說蘇軾詩的缺點，是有時作詩過於平易、草率。在上文所引的詩中，他自己也說“詩仍翻水成”。在其他詩中，他又說：“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他確實不是一個苦吟詩人。但這也是他自由的心境與自由的才能的表現。又，儘管自己不是苦吟詩人，但他懂得過去最典型的苦吟詩人杜甫的價值，並和王安石一起，積極表彰杜甫。
蘇軾晚年在海南島時，取他所喜愛的全部陶詩“次韻”和之，這就是所謂的《東坡和陶詩》。這也可以說是他那充沛的才能的表現。比如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三雲：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蘇軾的和作說：
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眾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江左”，指陶淵明生活的南朝時代。“掩冉”，輕輕搖擺的樣子。陶淵明得酒，其詩便自然而成，彷彿竹子愛風，許多葉子輕輕擺動，搖曳多姿，或俯或仰，做出各種有趣的姿態。但這與其說是指陶淵明的詩境，還不如說更多地是指他自己的詩境。
王安石儘管用心不壞，卻不受當時民眾的歡迎；與此不同，蘇軾則深受當時民眾的愛戴。他們倆的氣質不同。蘇軾的弟子詩僧參寥子在悼念其師之死的七言絕句《東坡先生輓詞》之一中說：
峨冠正笏立談叢，凜凜群驚國士風。卻戴葛巾從杖履，直將和氣接兒童。
先生身著官服，威儀凜然，與人言談之間，儼然國士之風，令人肅然起敬。而當先生頭戴葛巾、著履執杖、出門散步之時，又總是笑呵呵地和路旁的孩子們攀談。
參寥子和王安石也有接觸。再舉王安石死後參寥子在其生前散步之地定林寺所作的《過定林寺謁荊公畫像》以資比較：
古木蒼藤一徑纏，我公疇昔所迴旋。蕭蕭屋底瞻遺像，傑氣英姿尚凜然。
節選自《中國詩史》作者:(日本)吉川幸次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