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防大学·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唐永胜
世界局势正在经历深刻演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交织、复合激荡，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似乎从多个维度印证了这样一个变化的世界，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际上，关于世界变局，较长时期以来一直属于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许多中外学者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成果颇丰。基辛格甚至认为当今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进一步讨论中，也多次涉及到这样一个疑问:今天世界面临的变化与 20 世纪曾发生过的重大事变相比较，究竟哪一个更为显著? 所列举的事变包括美国与英国的权势转移、两次世界大战、波及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要回答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系统深化对今天世界变局形成机制原理的理解和认识。
一、体系变迁——世界变局的实质内涵
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维度观察世界变局，相应地也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如果从烈度或者从其带来的直观冲击上考察，今天的变化也许比不上上述提到的重大事变。但是如果从内涵和性质上分析，今天的变化则更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已经带来并且继续带来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也有人借用世界经济长波理论或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来探讨世界的变化，这些理论虽然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总体上已不能很好地概括局势的新发展新变化。如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或莫德尔斯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这些认识工具运用到今天的变局，确实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 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
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特定的哲学抽象必须与当前世界复杂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变成僵死的理论。世界面临的是重大的结构之变和性质之变，而不是简单的周期之变，更不能归结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式结论。现实迫切需要具有“大视野的方法”，围绕新千年的上下一百年甚至用更长的历史尺度来考察世界大势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
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从力量结构、权势转移、大国竞争、发展模式、全球治理以及秩序变革等诸多重要角度和层面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其中，从国际体系变迁角度认识世界变局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并且应该进一步深化。甚至也许只有从国际体系及其演变的视角，才能更全面更系统地解析世界的重大变化。也就是可借助或运用类似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注重对体系演变中正反向逻辑及其的追踪、挖掘与综合，才能更好地认识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 21 世纪的世界。如果缺少全球性、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分析，难以破解如此重大的课题。
自从 20 世纪初以来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际体系总体上处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占主导的长期的扩张进程，主要表现形式是跨国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期间这种扩张确实也受到反制，包括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冲击，甚至还爆发了两次破坏极大的但仍属于体系内的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国际体系得以维持的基础不仅没有根本动摇，还周期性得到巩固，基本保持了扩张 － 危机 －调整 － 扩张的态势。
最典型的示例当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东国家在原本脱离体系并且建立起一个平行的体系之后，70 多年后又被重新纳入到以美国霸权为主要标志的国际体系之中。由此而来，苏东剧变也就构成了体系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 20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融入体系的过程。结果就是国际体系拓展到新的水平，美国巩固了空前的霸权，乃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实现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甚至达成了“历史的终结”。
然而世界历史没有按照这一单调的线索演进，自由主义学者所鼓吹的“历史的终结”不仅没有实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反而遭遇深刻危机。从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美国霸权就出现了明显的颓势。由此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其信条就是“美国优先”，“让美国再一次伟大”。长期以来，美国霸权的护持主要依赖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而发展至今，这两种手段的运用都受到日渐增多的制约，边际效应趋于减少，甚至在一些时候已经得不偿失。
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随后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影响十分深远。当贪婪的金融资本发明了次级贷款，将盈利的目标拓展到社会最贫穷阶层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模式已发展到某种极限，金融链条总归要发生断裂，危机的爆发已不可避免。曾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触及天花板，源于冷战胜利而获得的红利已经失效，金融资本扩张逻辑难以持续，甚至已达到饱和状态，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危机从美国拓展开来，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也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感受到冲击和压力。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发展模式危机，“本质上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应”。
美欧国家内部贫富鸿沟加深、社会撕裂严重，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各种反全球化呼声高涨。本来在一体化建设中领先其他地区的欧盟，也遇到了困难，英国脱欧甚至可能产生连锁冲击。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也将处于总体守势。
而在军事领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不仅耗费了美国的大量资源，而且严重损害了其霸权信誉，从战争开始，欧洲一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距离就表现出来，之后越拉越大。而到了特朗普上台，美欧裂痕更趋向明显。恐怖主义势力泛滥具有十分深刻的世界政治内涵，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失败的集中表现，而在根本上则凸现了国际体系内在固有的结构性缺陷，那就是权力和利益过于向霸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倾斜，从而极大损害了世界各国广泛的生存和发展利益。
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军可以取得一场又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但却不能为美国带来政治、经济收益，更不能化解中东地区的安全困境。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即使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其运用也要受到国际条件的限制，不顾限制而任性运用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国力透支。如果说，“就像自然厌恶真空一样，国际体系厌恶不受约束的权力”，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就更是如此，依靠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来获取利益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何况在当今世界战略武器威慑强化、全球性问题积聚增多、相互联系程度加深等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纯粹军事手段已经不能很好解决根本问题，挑起战争将带来更深重代价，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美国霸权的衰颓反映到世界范围，结果就是现有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超载状态，亦即国际体系现有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安排已经不能满足各国更为广泛的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不能为广泛的安全和繁荣提供必要的条件。体系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由此带来的广泛影响，涉及到权力结构、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发展模式、社会结构、文化理念以及价值观等，全球政治的诸多方面都面临深刻演变。
当然，不论未来如何发展，都不能与过去的历史割裂开来。由于自 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得以规范和确认，制约世界大战的力量总体上在增长，更多国家致力于推进有效的全球治理和广泛的多边合作，所以在今天的世界变局中并不一定会爆发大规模剧烈的军事冲突，但在变化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将是空前的，过程曲折漫长并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系统效应——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世界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体系超载，其意义在于为体系变迁或变革提供了条件，为国际关系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历史已经进入国际体系深度变迁的新阶段。就现阶段看，虽然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不稳定因素增多，大国竞争加剧，国际安全面临更多挑战和风险，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日渐增强。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预判的结果是，全球化形态将发生根本改变:“世界已经进入国际关系紧张、经济金融动荡、新老一体化核心间权力重组和充满不确定的长时段中。”2019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指出，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危机就在于旧世界正在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就会层出不穷。”
▲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
世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局面或者人们产生如此担心，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国际体系处于深度变迁进程之中，且其发展方向不明朗，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自身在转型，而影响要素则不断增多且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在持续变化，所有这些要素错综交织共同发挥作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变动中的纷乱世界。就像遭遇到深秋的冻雨，几乎所有人都不那么适应，不论是全球性挑战还是国家治理难题，不仅得不到疏解，反而更加突出，困难甚至是有增无减。
首先探讨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变革主要存在三种形式——
■一是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性质的变化；
■二是在特定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国家或帝国的兴衰，实际就是力量格局的变化；
■三是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主要包括国家间作用过程和规则的变化。
为有利于与影响要素做一个更清晰区分，实际上可以将这三种变革形式概括为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变化。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中，虽然以主权为原则、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仍然是体系运行的主导形式，但国际组织、地区一体化机制、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表现出来”。
由此也更容易理解约瑟夫·奈的观点，即当前世界正在发生两种关键的权力更替，而正是由于权力更替使得全球政治复杂性的不断增加。
由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权力转移
在信息革命影响下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扩散
现实确实如此，权力趋于分散的基本态势已经形成，国际格局进入加速调整和演变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严重危机，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实力相对衰落已成为事实，其控制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有更多的人认可所谓的“西方的缺失”。
[ 二 ]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明显上升，正在打破几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世界的历史，引起了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
[ 三 ]是中小国家发展虽难有大的起色，但生存条件总体上得到改观，并且有的国家还掌握了一定的威慑手段，形成了针对强权的某种反制能力，自主发展的意愿也相应增强。
[ 四 ]是非国家角色显著增多，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一些“低位政治”议题上甚至形成了不亚于国家具有的能力。这些变化共同引起几百年来以霸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出现结构性松动，最终必将加快演变走向变革。
新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当中，影响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途径也在增多，大国的特殊性趋向削弱。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任何强权都不具备足够资源和条件去决定他国人民的命运，更改变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国际关系民主化需求随之增加，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形成开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模式。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国际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国际秩序也需要变革乃至重建，要解决国际制度供应不足甚或缺失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凝聚共识找到可行的办法。
与构成要素相比，影响要素对国际体系发挥着基础性影响，是促进体系变革的原因和条件，如资本扩张逻辑、科学技术进步与运用、国家发展模式创新及治理能力提升、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等，都对世界局势发挥着日渐显著的影响。没有对这些要素的准确理解，就很难形成对国际体系变革内在规律的认识。
在前述分析中已经明确，金融资本扩张已遭遇极限，美国霸权也进入衰颓周期，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秩序已经从其顶峰开始滑落。而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突破性进展、信息化智能化带来权力转移。诸如区块链技术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就在于不仅局限在生产力层面，其更大的作用在于将对生产关系带来重大冲击，为变革国家治理模式创造着条件，进而也会作用于整个国际进程。
随着社会进步，民众对利益和价值的追求也日益多样化，在国家治理中如何平衡中心化需求和去中心化需求之间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都是一种考验，并必然映射到全球治理的议程中。
历史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在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上取得进步和创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而在变化的世界中就更是如此。普遍的发展前景不明和经济低迷不振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各国普遍遭遇发展的困顿与迷惘。
这种情况下，发展模式的完善和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和主要承载体。没有某种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可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若如此，既可以服务和惠及本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支持，进而实现国家之间的共同进化，谋求更广泛的可持续安全，带动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诸多影响要素中，一些原本不那么显著的变量不断充实进来，其影响力越来越不可忽视，其中尤其是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凸显，如恐怖主义、金融动荡、流行疾病、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难民迁移等，近年来带来的挑战有增无减。许多国家做出了积极努力，相互之间也有协调合作，但至今还没有一个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一些甚至越来越严重。
▲ 全球气候变暖
在根本上，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全球化才能得到解决。尽管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化出现反复乃至局部倒退，加强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仍将是各国共同面临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相互分割状态，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出路只能以是国际社会更广泛更紧密的协作，针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有效的变革途径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以缓解变局中出现的紧张和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重点并不在于对各种要素的全面梳理和分析，而是着重强调各种要素错综交织的复合作用，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推动着世界政治的发展演变。今天的世界局势已演变得空前错综复杂，系统效应越来越突出表现出来，如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平衡性显著增强，传统权力政治熟悉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简明国家关系已经成为过去。从总体上认同沃勒斯坦曾提到的担忧，即“21 世纪的前半叶很可能是一个更为困难的时期，比我们在 20 世纪所知道的一切更具有开放性。”
因果关系变得繁杂，生存发展与失败衰落、安全稳定与威胁动荡、有序制度与无序失范、光明富裕与黑暗贫困、理想希望与失落悲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指向等诸多因素共同交织在一起，都同时在国际进程中表现出来，“恐怕用过去习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
实际上，这也能够说明强调系统分析的重要性。由于世界越来越普遍地联系在一起，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更注重研究体系结构变化、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限制条件的演变，可能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界变局的深刻性。
然而无论如何，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秩序化应成为历史进化的方向。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难以为继，而霸权主导也将被证明只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体系的整体性作用不断增强，体系内行为体受到的影响和约束越来越大。
在国家间经济、政治及文化联系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独执牛耳、独领风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即使是霸权国家也需要在体系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理查德·哈斯会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经终结，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无极’时代，国际权力不是集中了，而是分散了”。
当然，现在就断定“无极”时代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但认识今天的世界无疑需要多维的和多层面的视野，如果过于强调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层面认识问题，很可能解释不了今天的变局。
大国也已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条件过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前有英国后有美国，这两个国家曾经积累了空前巨大的权力优势，先后成为世界霸主，持续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然而历史已经回不到过去，国家间联系的不断强化和全球性挑战日渐凸显，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协调。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企图形成对资源和利益的垄断，必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兴替已经成为过时的失效了的原则，凌驾于他国之上将越来越不合时宜，也经受不了历史的检验。当然，国际进程艰难曲折，世界变局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更有效的合作，努力削减巨大的治理赤字，构建广泛参与以及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体系和秩序，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提供保障。
在世界变局中，不仅军事手段受到更多约束，战争形态本身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时代条件在不断变化，国际体系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至少大国之间的正面战争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当然不能由此就认定未来会向所有国家自动提供康庄通道，体系变革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进程。
今天的变局虽然很有可能没有当初苏东剧变带来的直观冲击更为显著，但可以断定的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其间甚至将遇到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也必然伴随着动荡和不安。而纵然面对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国际社会无疑将为争取美好生活和良好秩序而继续努力和斗争。由此而来，中国传统中的和合文化和天下情怀，在世界变局中就具备了新的条件得以发扬光大。
三、共同进化——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世界变局中的重要推力，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结果。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在欧美主要国家完成并迅速发展，进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此期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既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快速发展，也遭遇了帝国主义的权势冲击及其强加的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充分验证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充分利用了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松动所提供的机会，实现了持续增长，同时积极调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也推动了世界变局的积极发展。世界变局大势渐成，主要国家都在研判和提出新的应对政策。
有一些人认为，在今天，中国曾拥有的几十年的机遇期已经成为历史，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将使中国失去原有的发展条件。殊不知，国际体系变迁中权力结构和惯性束缚都会出现松弛，国际秩序进入变革和重塑期，中国可以借助的力量将显著增多，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将更为充分。
与以往相比，战略机遇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极大拓展，表现出更明显的多面性、转换性和可塑性。世界局势深度演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进入变革和重塑期，在变化的世界中可利用的矛盾显著增多，为中国因势利导谋求发展、在国际事务中提升制度性和结构性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如果应对出现严重失误，也可能在变局中错失机遇。
一方面，国际关系复杂化发展在总体上有利于维持世界局势的平稳，也有利于牵制强权政治的极端发展，有助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新的条件。
而另一方面，在世界变局中，实力的迅速提升也容易引起惯性反制，处置不当反而可能聚集更多矛盾。因此，在中短期里更多的难和险有可能向中国汇集，霸权主义和资本扩张的贪婪本性不会自动消除，尤其在体系超载的前提下，其反噬能力或许更不可低估。对此需要积极化解和有效应对，尤其需要防止出现超越国情战略冒进的严重错误。
综合评估，世界变局既为中国提供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但无疑也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战略筹划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变局中不能迷失发展方向，而是需要准确认识并适应世界发展变化的大势，创造条件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其中尤其要注重创新国家发展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全球治理提供必要动力。如此也可以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对冲和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牵引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大运用利益增量建设性经略周边的力度，构筑更牢固的战略依托，不断拓展战略主动，也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整个世界变局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未来走向起着某种引导作用。中美关系的未来既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选择，更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在根本上则掌握在两国人民手中。在今天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复杂交织的背景下，非合作即对抗的零和博弈已经过时，过于强调本国优先既贻害世界也会伤及自身;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这样的复合关系将在世界政治中更多表现出来。即使实力再强大的国家，也必须在世界变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中美之间不能一味地强调矛盾和冲突，还必须谋求协调和合作，并以协调合作来约束矛盾冲突。这也构成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只要中国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势头，美国就不得不承认其亚洲政策的中心在中国，而不是在其他方面。纷乱的世界更迫切需要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当然，更广泛的大国协调不可能简单到来，过程中甚至还会出现波折，但即使是中美关系也并非只有竞争的独木桥。哈里·哈丁和沈大伟的认识接近现实:中美关系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和的混合状态，也就是“竞合”关系，“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仍要由双方的行为所决定。”
也就是讲，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双方的互动进程，并不能归于某种必然的宿命。
要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就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战略思维不能还停留在旧时代，停留在殖民扩张、地缘争夺和零和博弈的束缚之中。中国不会走传统的权力对抗的道路，顺应局势变化因势利导才能把握更多主动。因为“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自觉，也就是把世界的发展当成自己进步的机遇，同时也要把自身发展转变为促进世界进步的动力。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和平发展道路是尊重世界发展大势的自主选择，并最终体现在国家发展模式和治理机制的创新上面。“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国际关系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越是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阻碍和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把暂时的困难当作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和促进世界繁荣的和平进步力量。国际体系及其秩序变革的未来方向并非十分明朗，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必然趋于激烈，中国需要有更积极的责任担当。
今天的世界秩序转换不可能像以往曾反复发生过的那样，通过战争方式在短时期内急剧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因素并存，同时旧秩序影响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构的一个较长过程。各国的地位在变、角色在变、影响也在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有关构建新秩序的主张仍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未来一定时期新旧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盛行仍可能是一种常态。也正是由于如此，一些国家的战略忧虑将趋于增加，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才有当前大国围绕权力及利益再分配的激烈竞争，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的转向。
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然而，经济全球化大势仍可为中国所借重，尽管其发展面临阶段性挫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推进与外部世界更积极更深入互动提供了契机。而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必备的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关系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的方向发展，进而也有利于实现国家之间的共同进化。
世界变局已经开启，现实中有很多人不喜欢不确定性，然而国际体系毕竟要不断演进。“如果一切行动都落入注定的确定性之内，人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陶醉于各种激情和各种利己主义。如果事物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向创造力敞开大门，向可能性敞开大门，从而通向更好的世界。”
作者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
(国防大学·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